記者張雅筑／台中報導
59歲的阿生（化名）擁有一顆不到3歲的心靈，卻背負了半世紀的孤單。領有極重度智能障礙證明的他，民國75年被送進教養院後，便再也沒見過養父母的身影，甚至曾面臨養父母主動提出的「終止收養」訴訟，試圖在法律上徹底割捨這份血緣外的牽絆。在現實的荒原裡，阿生是被親情遺棄的孤兒，直到法院裁定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擔任其監護人，這群社工成為他生命中唯一的「無血緣家人」。
在台中東勢的山間，陽光穿透德水園教養院的窗櫺，灑在阿生的臉上。他不太會主動與人互動，多半時間只是憨厚地笑著，偶爾像鸚鵡一樣複誦著身旁人的說話尾音。這份純真背後，隱藏著一段被社會與家庭遺棄長達半個世紀的荒涼。阿生的身世是一場長達50年的大雪，教養院曾無數次試圖聯繫家屬，希望他們能承擔起撫養責任，等來的卻是冷冰冰的法律訴訟。即便後來法院駁回訴訟，養父母依然選擇了遺棄。據悉，阿生的養父在民國101年撒手人寰，養母則刻意斷絕聯繫，雖然在法律的家譜上阿生是有父母的，但在現實的荒原裡，他卻是一個徹底的孤兒。
「阿生個性很隨和，從不跟人爭執，但他真的沒有任何親屬支持了。」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的成年監護社工范家瑜溫柔地說。由於阿生缺乏親屬系統，法院在民國100年裁定由弘道基金會擔任他的法定監護人。這份監護，對社工來說遠比法律條文沉重。范家瑜說，阿生近期深受膀胱疾病與漏尿所苦，卻因為智力限制，無法判斷天候冷暖，更無法表達身體的不適。范家瑜每個月訪視時，總會細心地帶上一袋復健褲，並再三叮囑機構人員提醒他喝水，對阿生而言，這份每個月準時報到的關懷，就是他生命中唯一的「溫度」。
擔任成年監護社工快兩年的范家瑜感性地分享，她們就像這群長輩「無血緣的家屬」。為了個案，她曾在小年夜奔波至南投山區簽署醫療同意書，也曾在凌晨四點的沙鹿街頭，處理緊急送醫後的安置。然而，這份愛在法律面前仍有遺憾。依照現行法規，即便基金會是監護人，卻無法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DNR）」同意書，這導致當長輩走到生命盡頭時，社工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們不斷經歷插管、急救的痛苦，卻無力喊停。甚至在長輩過世的那一刻，監護關係瞬間終止，這些曾與他們最親近的社工，竟成了法律上的「路人」，只能看著長輩以「有名無主」的身分被冰存公告，那種煎熬與不捨，往往是社工心中最深處的痛。
范家瑜想起另一位重聽的伯伯。某次訪視，她大聲介紹自己：「伯伯，我是弘道（Hóngdào）。」伯伯卻聽成台語的「捧斗（Pǎng-táu）」，笑著回她：「我還沒死，就有人要幫我捧斗嗎？」沒想到這句玩笑話成了最後的約定。伯伯過世後，因為真的無兒無女，范家瑜在告別式上親手捧起那個沉甸甸的骨灰罈，在心裡默默對伯伯說：「我真的來幫你捧斗了。」那一刻，她圓滿了一個生命最後的尊嚴。
阿生的故事還在持續，雖然他依然無法用言語表達謝意，但在弘道社工的守護下，他不再是被拋棄的棄兒，而是被溫柔守護著的「家人」。在台灣邁入超高齡與孤獨社會的當下，這群社工正用專業與溫度，在法律與制度的邊緣張開雙手，確保每一段孤單的生命，都能在最後的一哩路上，感受到人間尚有的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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