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張雅筑/台中報導【12:15上線丨14:31更新 新增內容】

現年59歲的阿生(化名),坐姿非常地挺拔,帶著一股莫名的軍人氣勢,但當他開口說話,吐出的卻是破碎、反覆他人尾音的單語,因為重度的智能障礙,讓他成為永遠3歲的「大孩子」。談及阿生的身世,讓人非常不捨和鼻酸,因為明明有養父母,但卻長達40多年從未再見過他們,簡單來說,阿生就是個名義有家、實則無依的孤兒。所幸在2011年時,法院裁定由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擔任阿生的監護人,他這才有了法律上「唯一的家人」,每個月都有無血緣的姊姊去探視他。
「對我來說,我比較不是像媽媽一樣的擔心,而是真的是一個家屬的擔心。」看著坐在一旁的阿生(化名)專心地吃著點心甜甜圈,成年監護社工范家瑜一邊提醒他細嚼慢嚥,一邊分享自己擔任這些長輩監護人執行者的心境。她進一步解釋,手上每個個案狀況都不同,像類似阿生這樣的智能障礙者,可能就比較像母親的角色,但其他失能或失智的阿公、阿嬤,對他們來說,自己則像女兒或孫女,「但不論是母親孩子子孫的角色,對我來說,我就是他們的『家屬』,因為他們若有任何狀況,我們身為監護人執行者,就得第一時間掌握狀況並處理。其實心情上大部分是焦慮的,因為你隨時都可能會接到安置機構或醫院的來電。」

專訪這天,記者跟隨成年監護社工范家瑜來到台中東勢的德水園教養院,看到她大包小包,記者不禁好奇地詢問,怎麼帶了那麼多東西來探視長輩呢?家瑜解釋道:「因為之前檢查發現阿生的膀胱有問題,所以出現漏尿的情形,教養院社工告知我們情況,所以我這次就帶了一個月分量的成人拉拉褲給他,還有蛋白粉,因為怕阿生隨著年紀越來越大,肌肉會流失,就透過這個讓他能補充一些營養。」接著家瑜邊笑邊拿出一盒餅乾,她說,自己每次來還是會帶些小點心給阿生,讓他能像小朋友一樣,享受最單純的快樂。
阿生為什麼會被安置在教養院裡,還由弘道基金會擔任監護人呢?這背後,其實是一段令人揪心的遺棄史。在1986年到2006年間,阿生被安置在桃園的一間教養院,期間養父母從未探視過,教養院曾多次聯繫家屬,希望他們履行撫養義務,沒想到養父母竟主動向法院提出「終止領養」訴訟,不僅想和阿生斷了聯繫,甚至想徹底撇清法律上的責任。
雖然2002年法院駁回了這起訴訟,判定收養關係仍須維持,但這紙判決並沒能喚回失落的親情,養父母依然選擇了遺棄,讓阿生在教養院的日子裡,長時間都沒有家屬去探視。直到2011年,為保障阿生的相關權益,後續接收阿生的德水園身心障礙教養院向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提出轉介成年監護服務需求,經法院審理後,同年裁定由弘道基金會擔任阿生的監護人,這才讓阿生不再是「孤兒」,而是擁有「社會家人」的大孩子。據悉,阿生的養父在2012年不幸撒手人寰,養母仍刻意斷絕聯繫,所以在法律的家譜上,阿生雖然是有父母的,但現實生活裡,他唯一的依靠就是安置機構和擔任監護人執行者的社工們——「無血緣的家屬」。

每個月至少到機構訪視一次阿生的社工范家瑜說,雖然阿生是「永遠的3歲」、是重度智能障礙者,但自己多次陪伴他參加機構的活動後發現,阿生是個穩定且熱心的「乖寶寶」和「模範生」。家瑜就像一名母親在分享自家孩子,她說,每當教養院帶著他們出遊時,阿生都會被賦予「牽著同學」的任務,因為他非常有責任感,總會緊緊地牽著同學的手,深怕一個不小心對方就走失。
不僅如此,在這兩年多來的相處,家瑜其實也感受到阿生無形中的回饋。她感性地說,雖然阿生無法完整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情感,但每當外人問他:「這是你的誰?你知道她是誰嗎?」阿生都會回答出一個特別的名稱,雖然大家不懂這名稱的意思,但家瑜笑笑地向記者解釋:「這個名稱是他對熟識的人的統一稱呼,不論大家問他幾次,他都會這樣稱呼我。其實從他的眼神和語氣裡,你可以感覺到他是認得妳的,我想,對他來說,這就是一種信任和依賴的表現吧!」


此外阿生也會用行動表達他內心的細膩,專訪當天,阿生牽著家瑜的手,想帶著「姐姐」去自己的秘密基地,阿生步伐因為興奮所以走得稍快,此時家瑜一邊笑一邊微喘地說:「天啊!我竟然跟不上他。」這時走在前方的阿生似乎感應到了她的疲憊,竟主動放慢腳步,轉過身來緊緊握住家瑜的手,那股厚實的力道彷彿在說:「別怕,我會牽著妳!」那一刻,跨越血緣的愛在兩人的手心流轉,讓范家瑜深受感動,她說,這就是支撐自己的最大力量之一。
每個月固定的訪視,家瑜都會向德水園教養院社工詹秉凱了解阿生的近況,並在與他互動完後向教養院的社工反饋自己的觀察或討論阿生有哪些部分需要特別注意的,藉此確保阿生可以獲得妥善的照顧。也許阿生無法用言語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感受,但相信對他來說,這份每個月準時報到的關懷,就是他生命中最暖的「陽光」和「愛」。

擔任成年監護社工兩年左右的范家瑜,為什麼會進入到這領域呢?家瑜透露,主要是因為看到現代社會越來越多不婚不生的情況,到了老年真的很難確保有人能協助你的晚年生活,加上自己本身也不打算生小孩,因此覺得更該深入了解這項服務和議題。
家瑜感性地說,其實服務幾年下來,自己就像這群長輩們「無血緣的家屬」。她分享道,自己為了個案,曾在小年夜奔波至南投山區簽署醫療同意書,也曾在凌晨4點的沙鹿街頭,處理緊急送醫後的安置。但家瑜也指出,這份愛在法律面前仍有遺憾,因為依照現行法規,即便基金會是監護人,卻無法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DNR)」同意書,這導致當長輩走到生命盡頭時,社工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們不斷經歷插管、急救的痛苦,卻無力喊停。
但最讓成年監護社工感到難過的是,在長輩過世的那一刻,監護關係瞬間終止,這些曾與他們最親近的社工,竟成了法律上的「路人」。家瑜感嘆地說,很多時候,只能看著長輩以「有名無主」的身分被冰存公告,那種煎熬與不捨,往往是她們成年監護社工心中最深處的痛。

范家瑜分享自己服務過的一名重聽阿伯,她說,有次訪視時,向長輩介紹自己:「阿伯,我是弘道(Hóngdào)來的社工。」沒想到阿伯竟聽成台語的「捧斗(Pǎng-táu)」,笑著回她:「我還沒死,就有人要幫我捧斗嗎?」沒想到這句玩笑話成了最後的約定。家瑜說,阿伯過世後,因為沒有兒女,所以她就在告別式上親手捧起那個沉甸甸的骨灰罈,並在心裡默默地對阿伯說:「我真的來幫你捧斗了。」那一刻,她不覺得有什麼禁忌,反而覺得:圓滿了一個生命最後的尊嚴。
「永遠的3歲大孩子」阿生,或許只是台灣眾多需要「社會家人」長輩中的一個縮影,但大家可以感受到,在這場跨越血緣的守護中,阿生雖然在法律的家譜上曾被遺棄,不過多虧有成年監護制度,讓他重新找回了被愛的權利。社工范家瑜最後感性地說,雖然他們很清楚,自己的責任就是陪這些長輩好好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但面對他們的失能與老化,其實仍會感到難過,「生老病死很難改變,我們盡力維持他們狀態,不讓它斷崖式下降,這對我來說也是在練習『人生的告別』。有時老人家病情變化太快,我們接收到訊息也會心一揪、手足無措,但隨即得趕快處理下一個階段,像是結帳、爭取辦後事等。我們會傷心,但沒時間太傷心。」


在不婚不生、高齡化社會日益嚴峻的今天,阿生的故事不只是個案,更是一記溫柔的提醒:生而為人的尊嚴,不應止於血緣,更應延續在每一份不求回報的守護裡。即便生命最終仍得面臨告別,但至少在阿生的餘生裡,那雙曾被鬆開的手,已經被另一雙溫暖的大手,重新、緊緊地牽起。
❤特別感謝以下專業單位協助完成製作&採訪「成年監護制度」專題報導:台中地方法院、台中地院家事庭顏淑惠庭長、弘道基金會台中服務處、弘道台中服務處陳國慶處長、資深專員林玠汶以及李學玫社工、范家瑜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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