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中心／綜合報導
勞動部擬引進印度移工引發熱議，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諭直指關鍵在於台灣能否以完善制度對待移工。台灣因低薪、高仲介費、綁雇制等問題，導致東南亞移工流失，日韓更具吸引力，造成製造業等產業嚴重缺工。王婉諭強調，印度合作是改革契機。政府應提高直聘比例、管制仲介費、廢除綁雇制，並建置完善生活配套，避免複製舊有問題，製造更多失聯移工。她呼籲勞動部提出具體方案，將引進印度移工視為台灣調整移工制度的起點，而非重蹈覆轍，才能真正解決缺工困境並回應社會焦慮。
王婉諭13日在臉書分享看法表示，「台灣需要開放印度移工嗎？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得先搞清楚這件事的根源是什麼。台灣的移工來源，一直都是東南亞。」在越南河內有一條街長達600公尺，裡面有上百家仲介公司，過去專門送年輕人來台灣工作。但是《報導者》在2019年採訪時卻發現，街上年輕人穿的制服，已經慢慢開始印上日本國旗。經營台灣市場 16 年的越南仲介說：「再過幾年，沒什麼越南人要到台灣工作了。」就連他自己都每個月飛日本找客戶。
王婉諭指出，同一份調查裡，《報導者》也取得「越南海外勞工管理局」的內部評估報告，裡面寫得很直接：在日本與韓國的競爭之下，台灣的勞動力來源勢必會減少。台灣對這群移工來說，越來越沒有吸引力。那為什麼我們搶不贏？答案很簡單，就是薪資。「台灣的移工多數拿基本工資，而且一個越南移工來台灣，要先付大約6,000美元的仲介費，將近他在家鄉 20個月的薪水。頭兩年根本不是在賺錢，而是在還債。」
王婉諭說，反觀，去韓國，政府對政府直聘，費用大約500美元；去日本，雇主負擔仲介費，製造業起薪4萬5。更不用說自由度了。日本的移工工作滿5年，可以申請永久居留、帶家人、自由換雇主。台灣的移工綁在單一雇主手上，想換工作的程序繁瑣到很多人撐不住，只能直接跑。這些因素加起來，我們根本開不出讓人留下來的條件。
她表示，「越南、印尼、菲律賓、泰國，台灣的移工來源國只有這四個。相較之下，日本16個，韓國16個，新加坡11個，我們是東亞主要經濟體裡最少的。但台灣的這4個來源國，每一個都在鬆動」。越南的年輕人，首選已經變成日本。菲律賓來台的移工數量，幾乎不再成長。這四國當中，只剩下印尼還在成長，但主要是女性看護，補不上製造業的產業人力。有人說，那怎麼不找其他國家？最簡單的原因，就是外交困境。孟加拉、巴基斯坦、緬甸等國，都因為中國的影響，沒有跟台灣進行勞務合作的意願。
王婉諭坦言，但產業界的需求是真的，缺工也是真的。近年來，工總、商總幾乎不斷呼籲政府尋找新的移工來源國。全台灣現在有數十萬的人才缺口，其中製造業逼近10萬、營造業5萬，就連竹科的基層作業員也開始出現缺工。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少子化的後遺症也開始出現。這也是為什麼，印度會成為選項。
王婉諭表示，印度，是目前確認願意合作、量體夠大、也有外交動機的選項。全球1,850萬印度移工在海外工作，日本已經跟印度簽了5年5萬人的計畫，以色列在找6萬名營建工，韓國造船業也在搶。所以當「台印勞工MOU」在2024年簽署後，年中在立法院審查時，獲得不分黨派的參與和支持。
王婉諭提及，國民黨立委邱鎮軍當時說「缺工問題非常嚴重，希望盡快引進印度勞工彌補國內人工不足。」、廖偉翔說「移工引進國多樣化，我們當然也是樂觀其成啦」、涂權吉說「建議一萬人以上」。這些立委的支持背後，就是產業界對移工的強烈需求。
她續說，不過，在2023年底，勞動部第一次提出引進印度移工時，正值總統大選期間。當時，網路上出現大量的輿論反彈，包含許多影片洗版。內容幾乎都是同一套台詞：「台灣女性要小心，政府打算開放10萬印度移工」、「要保護身邊女生，今年一定要慎投⋯⋯」
後來，經過國安單位與事實查核團體調查後，掌握明確證據，認定背後有中共境外操作的痕跡。這對台灣來說是一個警訊，我們必須謹慎檢視資訊來源，不要讓自己的焦慮，成為認知作戰的工具。但我也必須強調：這並不代表所有質疑，都是境外勢力、都是網軍。
面對新的族群、新的文化、新的語言、新的宗教，確實可能會有不安。1990 年代開放東南亞移工時，台灣社會也有同樣的焦慮。再加上台灣接觸到的印度新聞，很多都是駭人的性案件與社會事件，所以擔心是可以理解的。但這些不能代表所有印度人。而且數據也告訴我們：在台移工每萬人犯罪率59件，台灣人自己卻高達114件。當制度管理到位，移工犯罪率並不必然會高於本國人。
所以，問題從來不是「人」，而是「制度」。台灣必須面對「缺工」的現實，不等於我們要接受現行的移工制度。台灣現在有 9 萬 3 千名失聯移工，將近每 10 個就有 1 個跑掉。他們是被高額仲介費、被綁雇制度逼走的。因為他們跑走之後，地下經濟可以給予 1,500 到 3,000元的日薪，比合法工作賺得更多。
當制度把守法變成最笨的選擇，那人們當然會逃跑。直聘中心開了快 18 年，使用率最低掉到 1.13%。超過 97% 的移工還是經過仲介。韓國 2003 年就全面走政府對政府直聘了，我們 20 多年還在原地。如果印度移工來了，一樣被收 6,000 美元、一樣綁雇主、一樣沒有出路，那我們只是在製造下一批失聯移工。
正因為台灣在國際的移工市場，選擇的空間已經越來越下，我們更不能放任移工制度繼續擺爛，讓台灣爭取跨國移工來台工作的吸引力持續下降。印度是新的合作關係，沒有舊的仲介利益結構綁住，這是台灣少數可以從頭做對的機會。具體來說，我們的直聘比例要提高、仲介費要管制、不能再複製綁雇制度；宗教飲食的生活配套、語言溝通的支援系統，都要在人來之前就建置到位。
勞動部說，他們會確保印方執行方案符合我方要求。但光靠印度的把關還不夠，台灣必須調整自己的制度。不只要回應產業界缺工的擔憂，更要回應社會集體的焦慮。所以，到最後我們要問的，不只是台灣要不要開放印度移工。而是，當缺工已經是現實、當東南亞來源正在流失，台灣有沒有準備好，用一套更好的制度，去對待下一批來到這裡工作的人？
如果答案是沒有，那不管來的移工是哪個國家，台灣都很難扭轉現在的困境。如果答案是有，那印度不會是問題的開始，而是台灣調整移工制度的起點。至於我們能不能做到，就要看勞動部接下來拿出什麼具體方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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