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記者張宣恩／台北報導
台灣歷史在今（2026）年迎來了一個隱形卻極具分量的分水嶺：台灣人呼吸自由空氣的年代，正式超越了漫長的黑暗戒嚴時期。回溯歷史，自1949年5月20日頒布戒嚴，至1987年7月15日正式解嚴，台灣共度過了長達38年又56天（共13,935天）的軍事高壓統治。而在2026年的今天，解嚴正式邁入第39年。歷史作家李文成接受《三立新聞網》專訪時直言，這場強人晚年的驚天決策，絕非課本上「強人開明施捨」的神話，而是一場交雜著美國施壓、軍方黃埔勢力反彈、情治系統失控，最終在「兩害相權取其輕」下完成的被動歷史妥協。
歷史天秤的傾斜：當自由歲月超越戒嚴
從1949年到1987年，台灣歷經了全球歷史上最長的戒嚴紀錄之一。那一萬多個日子裡，憲法被凍結、集會結社遭禁、新聞言論受審，社會處於全天候的軍事監控下。到了2026年，台灣解嚴後的自由歲月正式邁入第39年。這意味著，台灣當代人享有民主自由的時間，已正式超越了威權戒嚴的總時長。
「要理解這段歷史，必須先打破對威權強人的迷思。」歷史作家李文成在接受《三立新聞網》記者獨家專訪時，精準地剖析了蔣氏政權的權力本質。李文成指出，蔣介石在中國大陸時期，其實是一個「超弱勢總統」，身邊環繞著桂系、晉系等等地方軍閥與派系，國民黨政權本質上更像是一家危機重重的股份公司。
「正因在大陸時期極度弱勢，敗退台灣後的蔣家父子，才必須將權力抓得更緊。」李文成表示。槍桿子出政權的鐵律，讓蔣介石與隨後的蔣經國將軍權視為禁臠，而維持了38年又56天的《台灣省戒嚴令》，正是維持這黨國一體體制的終極緊箍咒。
強人晚年的心魔與「被動」的解嚴決策
部分歷史解釋常將蔣經國在1987年的解嚴決定歸功於其「晚年開明」。但李文成分析，解嚴前夕的蔣經國，內心充滿了絕望與掙扎，日記中甚至曾多次透露出想輕生的念頭。當時，黨國威權體制在1970至1980年代已走入死胡同。李文成表示，當年蔣經國年事已高、疾病纏身，陸續發生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到了1984年，情治單位甚至聯手黑幫赴美暗殺作家劉宜良的「江南案」爆發，徹底機怒了美國政府。
「江南案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李文成指出。當一個獨裁體制進入第二代晚年，底下的特務系統往往會失控。沒有江南案，也會有其他慘案爆發。在外部有美國撤回支持的強大壓力，內部有民主進步黨成立等本土運動衝擊下，前總統蔣經國深知「家天下」已無以為繼。「美國根本不認同他的兒子接班，且蔣經國在日記中也不承認章姓子嗣。」李文成分析，在兒子們不爭氣、美國強烈反對、軍方守舊派掣肘的內外夾擊下，蔣經國是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絕境中，被迫選擇了解嚴，而非主動擁抱民主。
帝王術與妥協：蔣經國如何降伏軍方守舊勢力
宣布解嚴、終結動員戡亂，對於當時跟隨國民政府來台、誓言「反攻大陸」的軍方守舊派而言，等同於宣告「真的回不去了」。這股龐大的阻力，曾是台灣民主化最大的絆腳石。蔣經國又是如何化解這群手握重兵的將領們反彈？李文成將其歸結為蔣經國高超的「帝王用人之術」：
一、掌握退輔會與政戰命脈。蔣經國長期擔任退輔會主委，深受基層老兵與官兵愛戴。在軍隊內部，早年的黃埔系反對勢力已被清洗乾淨，軍隊缺乏能帶頭反叛的靈魂人物。
二、「給予希望、抽空實權」的權力平衡。李文成指出，蔣經國善於給予部屬「自己有機會成為接班人」的錯覺，實則隨時準備抽離其權力。1977年的王昇與李煥事件便是典型。對於陸軍一級上將郝柏村，蔣經國打破慣例，讓其在1981年至1989年間擔任國防部參謀總長長達8年。這種「恩威並施」的超規格授權，實質上是用權位安撫了軍方勢力，使其想反、也無法反。
三、以《國家安全法》作為「防禦性解嚴」的底牌。為堵住黨國守舊派「解嚴將導致國安真空、台獨高漲」的口舌，蔣經國在1987年7月15日正式解嚴前的7月1日，強勢通過了《國家安全法》，明文規定「不得主張共產主義、不得分裂國土」。這形同在脫下軍裝後，隨即換上法律便服，繼續維持威權統治的底線。
七月十五日的無聲黎明：偽戒嚴與未終結的白色恐怖
歷史教科書常將1987年7月15日描繪得慷慨激昂，但李文成創破了這個集體幻想：「沒有任何資料顯示，解嚴當晚民眾有任何狂歡。相反地，社會各界都在觀望。」由於「報禁」直到1988年1月1日才廢除，解嚴隔天的媒體雖有頭版報導，可並未出現天翻地覆的批判。對普通民眾而言，生活照舊。更諷刺的是，雖然軍法停止審判非軍人，部分政治犯獲得減刑，但「偽戒嚴」依然在暗處湧動。
「1991年爆發的『清大獨台案』就是最好的證明。」李文成指出，在宣告解嚴後的第四年，仍有學生僅僅因為閱讀史明的著作《台灣人四百年史》，就被情治單位調查，並企圖以《懲治叛亂條例》第2條第1項（俗稱二條一，唯一死刑）起訴。而金門與馬祖地區的居民，更是被排除在首波名單外，直到1992年才真正終結軍管。台灣的實質民主深化，實際上是在後來的李登輝總統任內，頂著守舊派壓力一步步艱難完成的。
懷舊病的虛妄：解嚴初期的野蠻生長與治安真相
解嚴後的台灣進入了「百家爭鳴」的野蠻生長時代。當時街頭運動頻繁、社會秩序重組，不少習慣威權的人開始抱怨「台灣變亂了」，進而懷念起「民風純樸、治安良好」的戒嚴時期。「這是一種歷史的記憶偏差。」李文成直言，戒嚴時期的治安其實比現在更恐怖。隨著1970至1980年代台灣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底層充斥著瘋狂賭博（如大家樂）、針對富商的綁票、撕票與勒索案件。更黑暗的是，當時的黨政軍情治系統為了對抗地方本土幫派，甚至收編並扶植具有官方色彩的黑幫執行秘密任務，導致黑白道界線模糊，黑槍與暴力猖獗。解嚴後的混亂，是傷口重見天日後的發炎期，而非病毒的起點。
對於長輩而言，解嚴後最震撼的「自由體會」往往不是政治投票，而是「出國觀光」的解禁。「當課本上的國外第一次真實呈現在台灣人眼前時，大家才真正看清世界有多大。」李文成感嘆。
現代棒喝：我們距離獨裁其實很近
當2026年的現代台灣人，習慣在社群平台Threads或PTT上暢所欲言、甚至濫用言論自由進行人身攻擊與虛假訊息傳播時，這段歷經13,935天的抗爭史，能為現代人帶來什麼啟發？「我們必須明白，不論在時間還是在空間上，台灣距離獨裁其實非常近。」李文成語意深長地警告。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盟友，如南韓（同在1987年民主轉型）與菲律賓，如今都面臨著各自的危機與挑戰。
「民主體制確實不完美，但如果因為它的不完美，進而對威權獨裁產生崇拜與幻想，那將徹底愧對在這片土地上，曾為自由流血奮鬥的無數靈魂。」回顧中華民國與台灣的百年命運，風雲一直在起，山河依然在動。但當歷史的天秤在2026年正式傾斜、自由歲月大於戒嚴時期，這座島嶼上的每一步前行，都已化為鞏固這份基礎自由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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