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14日，總統府公布了「通訊保障及監察法」，明定「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並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情節重大，而有相當理由可信其通訊內容與本案有關，且不能或難以其他方法蒐集或調查證據者，得發通訊監察書」一開始，監聽權還在檢察官手裡，後來轉移到法院審核，人權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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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界監聽史：那一段我們爬電桿竊聽、收買機房人員的日子
警方「制度化」的監聽，其實非常晚，1999年實施「通信保障及監察法」才有法源依據，在此之前，警察辦案各顯神通，早期有人爬電線桿竊聽，更多的是收買電信局機房人員，厲害的刑事單位還「私設機房」；法制化後，一開始也必需仰賴調查局，後來警方有自己的監聽機房，制度趨於完備，辦案人員取得監聽票，照規矩投單、取帶，較過去無法無天的時代，進步多了。
上個世紀台灣執法單位的監聽簡直無法無天，原因之一是警方根本沒有自己的監聽設備，且當年辦案靠線報、「科學辦案」取得的自白，在沒有法源依據的狀況下，很少把監聽成果拿上法庭輸贏，也沒必要，更何況監聽過程根本拿不上檯面。
戒嚴時期，只有警總與調查局有監聽設備，那是用來監控黨外人士的，警察偵辦刑案，就靠自己了！那年頭還沒有行動電話，只有市內或長途電話，「土法煉鋼」也方便得很，刑警只要偽裝成工程人員，爬到電線桿，在電信局的電路箱裡用鱷魚夾「掛線」竊聽，這戶人家說了什麼話，聽得一清二楚。
但這樣搞太累，後來有機靈的刑警，刻意結交電信局機房人員，透過花錢收買、請喝花酒，直接從電信局機房監聽特定對象。老刑警說，只要搞定機房班長，拜託一下，就有人幫忙掛線竊聽，還可以錄音，帶回家慢慢聽。
最駭人聽聞的是，30多年前，台中市一分局刑事組居然「私設機房」，幾個老刑警，因為跟機房班長關係深厚，乾脆自己租一個房間，買了十幾支電話，直接與電信局機房連線，如果監聽對象撥打電話，或有人打進來，就會同步轉接到一分局的「機房」；這些離譜行徑，也不能怪辦案人員，在當年，用私下監聽而不抓來刑求，已經很文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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