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越如    攝影|宋岱融

23歲的陳玉旺與家人坐在沒開燈的客廳,這是他們家的日常,就算各做自己的事,也要盡可能待在一起。家人指的是養父和同母異父的妹妹,媽媽在他7歲時把他從越南接來台灣讀小學,台灣因此成為他待最久的家。「上個月我去印尼、泰國兩個禮拜,去之前忽然覺得…好不想走喔。」他無奈笑了幾聲,「終於了解原來人在一個地方待久了會有情感,以前我的環境一直在變,對一個地方不會有這種依戀感。」

父母在永康夜市賣越南小吃,午後的自然光撒在桌上的一盤雞骨,但那不是越南菜也不是台灣菜,是只有他與媽媽知道的柬埔寨料理,也是母子倆通往記憶的鑰匙。陳玉旺對生父的印象不多,從小就與母親的命運牽連在一起,母親是柬埔寨人,在越南求學後留在當地當醫生,生父好賭蕩產傾家,母親不得已帶著他搬回柬埔寨的貧民窟,「是早上起床會有人死在你家門口的那種亂區。」陳玉旺聳聳肩,不以為意地講起這段回憶。

 

大人說走就走 來不及說再見

在柬埔寨不到一年的日子裡,陳玉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今天的午餐--雞膝蓋骨,「整條街上都在賣雞骨,很香。每天早上媽媽去上班,我大姨都會給我2根啃,那時我想著,等哪天我有錢了一定要買很多來吃。」膝蓋骨原本是被淘汰的材料,窮人吃不起雞腿或雞爪,才會加很多調味料與色素烤成這道菜,「長大才知道,如果有錢才不會買這個吃。」

雞膝蓋骨沒什麼肉,在柬埔寨是染上紅色顏料的窮人菜色。
雞膝蓋骨沒什麼肉,在柬埔寨是染上紅色顏料的窮人菜色。

母親賺夠錢又帶他回越南,為躲避柬共在森林的游擊隊,他們背著家當,半夜駐紮在軍營,走了2天夜路又渡船才到越南,至今他仍記得手上緊捏著鄰居送的玩具,「每次都是大人說走就走,我也沒有決定權,那些短暫相遇的人可能這輩子再也見不到,或見到也認不出來了。」

他以為再回到越南,生活就能平穩地接住成長的他,但母親在他上小學前便留下他,獨自改嫁到台灣:「少年PI的那部電影說,人生就是不斷的放下,最心痛的永遠是來不及說再見,我就是一直來不及說再見。」

母親先嫁到台灣的前3年,他每天都在計算時間,才幼稚園他就已經會寫信、寫詩給媽媽,「我知道她去了哪裡,但那段時間對我來說還是好漫長。」陳玉旺7歲那年,母親讓他以繼父收養名義來台灣讀小學。「一見到面,我媽就直接跟我說,這是你爸爸、這是你妹妹。」

「我連為什麼都沒有問,反正人生活久了就會有感情,能慢慢從生活中感受和瞭解,那其他事情就不再那麼重要了。」轉眼間16年過去,他看鄉土劇學了一口流暢台語,除了國籍不是寫台灣,從未感覺自己跟其他台灣人有什麼不同,反倒因為沒有身分證,讓他不能像個正常的台灣人,不能申請就學貸款,或參加比賽被取消資格。

 

身分認定艱難 竟靠頒獎取得

「阿扁政府曾寬限嫁來台灣的柬埔寨人不需放棄國籍,我也趁那時去申請一次,結果承辦人員跟我說:『可是你又不是新娘。』」他露出一貫的苦笑。就算他願意放棄原國籍,柬國政府也因只承認一個中國,不願發身分證明給台灣政府。身為新移民二代,成長過程中他從未感受過歧視,反倒是因申請身分證,讓他見證公務體系的荒謬與消極。「2年前我的依親證到期,得換成學生簽證,每年要重跑程序、做健康檢查,好像我是外籍生,但事實上我一直在台灣阿。」

隨口問他申請程序,他已能像公務員面無表情地背誦法規。申請永久居留證的資格之一是500萬的資產,他想說雖然沒有500萬,但可以證明在台灣獨立生活的能力,便把父母現有的錢匯進戶頭,結果承辦人員打來說:「欸,你那筆錢太明顯了喔。」他好氣又好笑地回覆:「我這把年紀除非去賣毒,不然怎麼可能有500萬?」

差點要放棄時,導師半夜來電,要他列出優秀事蹟,交一篇自我介紹給系主任,只因移民署隔天要到學校來頒贈永久居留證給他。他為難地說自己專業科目幾乎被當光,不是什麼傑出學生,「隔天系主任見到官員就說:『不錯啦,阿旺還不錯!』我那時候整個...」不知所措的表情配上唐突的大笑,他想起的是父母曾經歷的辛苦,「以前資訊不發達,我爸媽從南到北幫我跑文件,我自己則是從國中就開始讀法條,能靠的關係都靠了,最後居留證竟然是用頒獎的頒給我,不覺得很諷刺嗎?」

陳玉旺初到台灣,將剛學會的中文字、越南文和柬埔寨文都寫在一起。
陳玉旺初到台灣,將剛學會的中文字、越南文和柬埔寨文都寫在一起。

然而,輕薄的一張永久居留證,卻終於讓他感受落地生根的重量,不用擔心隨時要離開台灣。和媽媽獨處時,從柬埔寨走到越南的那一夜總會浮現在他腦海中,「我覺得這種回想滿重要的,痛苦是比較出來的,而我們現在其實是活在過去理想的樣子。」

眉眼一笑,他說起自己用打工錢買的第一輛機車,「每次載我媽去買菜時都會覺得像夢想成真,沒想過有天我們能在台灣生活。」細瑣的煩惱再回頭看,好像什麼都有了,幸福也是比較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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