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查太公開 投身司改
只是白天強撐起力氣打的仗，晚上都變成噩夢的材料。他坦言：「三審定讞要我賠300多萬元那幾天，我夢見被錢追，然後從高樓跳下來。」太太說的「以死明志」，他在夢中完成，讓人想起台灣也有過的「王迎先事件」：因在偵查過程被誤認為李師科持槍搶劫案主嫌，最後跳河身亡，事情發生在1980年，近40年過去，同樣的悲劇背景，恍若無改。
【撕不掉的殺人標籤2】無端被捲入命案 他在噩夢中以死明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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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是嘗過苦頭，他盡力以最大寬容去體諒曾傷害他的人，7年來多次受訪，暢談人生無預警的急轉彎。曾是被選為「單車友善商店冠軍」的咖啡店老闆，只因為一份誤導辦案的自白，被誤認為殺人犯，最後還陷入受害者家屬的索賠官司，延燒至今。自己的官司自己打，他自修法律學分，搜集證物80多項，搞懂了「藥物動力學」，又開設「我請了一個女殺手」部落格，隨時更新進度，稱自己「已就戰鬥位置。」
案發後，呂炳宏曾聯繫司改會，表示自己遇過「有罪推定原則」和「偵查很公開」等司法上的問題，對他們說：「你們想要（討論）這類的案子，我可以當神主牌，站在那邊給他們拍。」從凡人到妖魔，再到神主牌，到底哪一個環結出問題？最大的公約數，很可能就在「偵查不公開」的防線破口。
我們訪問不願具名的前資深社會線記者，他表示：平面媒體的社會線記者必須和警察保持良好關係，甚至整天泡在分局裡，能獲知消息很正常。電子媒體記者則常被要求做出「通案裡的獨家角度」報導，「只好從周邊下手，金紙店老闆、受害者家屬。」我問，那新聞倫理呢？他說：「如果要全遵循那一套，我勸你還是去教書，別來當記者。」
也問了前檢察官吳忻穎，她話說得直白：「檢警疏漏、媒體亂象，當然是大問題。但一件命案發生了，給警方最大破案壓力的人是誰？是民眾。命案可能才公布10個小時，大家已經在檢討警察辦案不力，警方只好不斷釋出進度。」
她無意為任何人開脫，卻點出〈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對於國家安全、社會治安有重大影響、重大災難或其他社會矚目案件，有適度公開說明之必要」裡的「適度」二字，其實有不少解釋空間。而依據法務部公布的殺人罪名起訴與定罪率統計，約有六成五接受偵查的嫌犯，最終未被起訴，即便被起訴，最後也有近1成的人未被定罪。也就是說，依殺人罪被偵查的人裡頭，有近7成的人，可能成為呂炳宏。
受害者提告 輸贏都傷
既知求償不易，人格傷痕也非金錢能夠彌補，司改會於是在去年6月上線的新版〈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裡，加入了「應經去識別化處理，且對於犯罪行為不得作詳盡深刻之描述或加入個人評論」的補充，被呂炳宏稱是「最重要」的一條。
司改會也一直從事協助「被誤認為加害者的受害者」提出告訴、申請國賠，只是張安婷表示，目前仍無成案的例子。除了舉證困難，再者，「這些受害者，其實都擔心告贏了，民眾又有機會刷一波評論；告輸了，更慘，民眾恐怕更認為你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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