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台灣電影在谷底盤桓下行，眼見市場低迷，導演侯孝賢常與班底討論；有一次美術指導黃文英提起，日治時期「台灣文化協會」成員蔡培火發起「美台團」，組隊巡迴放映電影，啟蒙民眾，她建議侯孝賢：「我們也可以這樣做，提升文化與電影的鑑賞能力。」同年底一群影像工作者成立了「台灣電影文化協會」，由侯孝賢擔任理事長、黃文英為執行長。
協會成立隔年，因獲台北市三級古蹟「前美國大使官邸」委託經營案，將場地打造為結合藝文空間、咖啡店與電影院的「光點台北」，11月10日正式開館後，逐步形成文化聚落。
成立初期，協會四度承辦台北電影節、兩度承辦高雄電影節，為國內重要影展打下基礎。另外也舉辦各式影展與活動，其中「國民戲院」影展是一大招牌，從2003年3月「北歐影展─來自雪地的極光饗宴」至最後的「波蘭大師華依達回顧展」，10年共推出42檔，不僅系統推介全球佳片，更以影像與舞蹈、聲音、劇場等跨界對話。
今年4月甫卸任協會理事長的黃文英透露，國民戲院構想來自20多年前赴歐洲參訪。當時看到英國、丹麥都有「國民戲院」（POP Cinema），透過多樣主題包裝各國電影，介紹給觀眾，於是向時任文建會主委陳郁秀提議，在文建會支持之下促成此計畫。歷任策展人王派彰、聞天祥等，皆努力蒐羅多元且豐富的影片，經由北、中、南全台巡迴放映，拓展大眾觀影視野。
光點華山的設立是協會發展又一里程碑，它所在的華山文創園區，前身是市定古蹟台北酒廠，經改造為藝文展演場所。協會2006年拿到園區北側的光點華山經營權後，因各項工程持續進行，直到2012年才開館。因面積寬廣，除了展場、藝文廳，也規劃兩個映演廳。
「有人認為光點華山是放大兩倍的光點台北，但如果以這種概念經營就沒救了。」台灣電影文化協會執行長陳伯任強調：「它不是連鎖店，不能用相同模式複製，一定要區隔，才能同時生存。」
「經營光點台北的前十年，一般大片不會先在此上映，尤其35釐米拷貝時代往往要等其他戲院上映一輪之後，才到這裡。但光點華山開館時，已進入DCP（數位電影封包）時期，不用等拷貝，可以跟首輪戲院同步上映，片源多，又有兩個廳，所以選擇放映藝術大片與國片，起帶頭作用。」陳伯任解釋：「光點台北因戲院僅八十四個座位，適合實驗性質、小眾類型的作品，加上位於台北中山區，有許多日本遊客，也常放映日本電影。」
要讓光點華山不一樣，必須賦予更大的目標—跟電影產業對接。作為國家文化場館，有扶植國片的責任。
從協會成立即加入團隊的陳伯任體認到：「要讓光點華山不一樣，必須賦予更大的目標—跟電影產業對接。而且作為國家文化場館，有扶植國片的責任。」陳伯任透露，文化部在合約中要求光點華山一年放映4百場國片，但扣除台北電影節、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金穗獎等放映，每年國片播映場次達8、9百場以上。
推廣電影藝術、電影文化教育是協會成立後的工作重點，甫成立就開辦「師徒學苑」，由侯孝賢親自面試學員並與團隊成員李屏賓、杜篤之、廖慶松、黃文英、林強等共同加入師資陣容。因應時代趨勢與產業思維，不僅長期辦理「藝言堂」課程、使觀眾一窺電影堂奧，又以「種子教師」活動培訓學校老師、帶領學生欣賞電影。
此外，協會常與不同單位合作，吸納更多觀眾。例如：放映新創電影的「公視影展×光點華山」影展、小公視口袋影展，目標分別為年輕人和親子觀眾；與日本文化交流協會合作的「彷彿．森田芳光經典回顧影展」，齊聚名導森田芳光的12部作品，並舉辦大師講座與映後座談。
「開發下游觀眾客層之外，也回到產業上游，從源頭開始，扶植新導演。」陳伯任表示：「我們提供平台、協助推廣，將新導演的作品呈現給觀眾，也讓新導演有更多創作機會；有志於影視工作者，也能由『實務學堂』課程了解技術、市場、法律等專業。」
開發下游觀眾客層之外，也回到產業上游，提供平台、協助推廣，將新導演的作品呈現給觀眾。
2008年，光點台北首創將張榮吉《天黑》、何蔚庭《夏午》與郭承衢《闔家觀賞》3部新導演短片在戲院聯映，之後又有「龍男·以撒克·凡亞思X黃信堯導演專題影展」。2014年起，光點台北發起「光點扶持新導演計畫」，攜手潛力新銳，接連推出廖克發、于瑋珊、曾威量等導演專題，並與「高雄拍」合作短片影展，不少初出茅廬的導演，得以在影壇嶄露頭角。
光點台北、光點華山都是OT案（委外經營），協會得自負盈虧。陳伯任坦言，除了票房與活動收入，透過咖啡店、商店、場地租借讓營收來源多元也很重要。疫情期間，戲院票房一度重挫，但光點華山迅速撐過；光點台北則受串流平台崛起、觀影習慣改變等影響，難以自給自足。
儘管如此，兩個場館從開設至今一直是影展交流與推升整合產業的據點，團隊也累積豐富的經驗。面對未來，當年協會核心催生者之一、現為常務理事的黃文英認為：「協會是非營利組織，不能投資電影，但始終在扶植新導演，也許能藉多年累積的眼光、人脈資源，扮演媒合、引介的角色，提供新導演更實際的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