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必須把基礎科學當成國力──從吳誠文的刺耳提問談起

沈聖峰／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

國科會主委吳誠文近日談到台灣科技產業的耀眼成就，同時也語帶提醒：若學界仍停留在把論文數量等指標當主要成績單，終究難以呈現與產業實力相稱的世界級影響力。這段談話延續他先前台灣為何沒有諾貝爾獎得主的基調，語氣直白；但對許多非半導體與 AI 領域的學界人員而言，聽起來難免刺耳。問題是，台灣當前科研現況最需要的，真的不是羞辱，而是誠實面對一個更根本的提問——台灣是否真正提供了足以讓基礎研究長成世界級影響力的土壤？

一個台灣，兩個科研世界

2024 年，台灣研發總經費突破一兆台幣，占 GDP 比率高居全球第三，僅次於以色列和韓國。這個數字看起來亮麗，足以讓我們在國際場合抬頭挺胸；但如果把一兆元拆開來看，就會發現台灣的科研體質其實相當脆弱。因為我們的研發結構，幾乎是兩個世界。這一兆元當中，86% 來自民間企業的技術開發，且高度集中在半導體製程的精進與優化；真正投入基礎研究的經費僅占 7.7%，約 809 億台幣。這 809 億涵蓋全國所有大學、中央研究院，以及各政府研究機構投入基礎科學的每一分錢。809 億聽起來不少，但對照之下，不到韓國約 4,500 億台幣基礎研究經費的五分之一。再從比例看，主要創新型國家的基礎研究占總研發比例普遍落在 15% 到 25%：瑞士 25%、法國 23%、美國約 15%、韓國 14.7%。台灣的 7.7%，在先進經濟體中幾乎敬陪末座。換句話說，台灣看似是研發大國，實際上更像是應用巨人、基礎侏儒，上層枝葉茂盛，根系卻偏薄。

台灣頂尖大學「丟臉」嗎？

以各校公開財務資料換算，台灣大學一年經費規模約 220 億台幣，國立清華大學約七十幾億台幣。對照之下，中國北京清華大學 2024 年預算規模約 1,761 億台幣，北京大學約 1,000 億台幣；日本東京大學 2024 年度經常收益約 608 億台幣。台灣大學的經費甚至不如中國的蘭州大學（約 300 億台幣）。當台灣頂尖大學的年度資源動輒只有他國旗艦學府的數分之一時，期待在科研、人才延攬與國際競爭上以小搏大並不現實。這不是哪一所學校丟臉的問題，而是我們對基礎研究的公共承諾，是否足以匹配台灣的產業野心。政府若真把人才與創新視為國家戰略，就應把對大學的投資從口號變成可量化、可追蹤的長期承諾。否則最先流失的不只是排名，而是下一代的研究能量，以及產業創新的長期源頭。

研究能量不足，談影響力只是換個指標

把世界級當口號很容易，把世界級需要的制度與資源建立起來才困難。台灣科技主管若真在意世界級影響力，更需要直視這個投資結構，而不是把壓力全部轉成對學界的道德訓話，彷彿只要大家再努力一點，資源就會自己從天上掉下來。當然，論文不該是唯一目標；但我們也必須承認，穩定的研究人力、經費與時間，是產生高品質成果的必要背景。台灣的基礎研究仍處在量能不足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喊「少算論文、多談影響」，若沒有相稱投資，只會變成另一種形式的指標轉移，從 KPI 換成影響力 KPI 罷了。

既然能把半導體做到世界級，也該把基礎科學當成國力

沒有基礎研究打底，應用創新終究後繼無力。台灣需要更實質、可預期、可累積的基礎研究投資，尤其該趁著產業景氣與國家財政仍有餘裕之時。方向其實大家都知道，但既然都寫到這裡了，還是容我嘮叨幾句：

1. 把基礎研究占比拉回合理區間。以 7.7% 為起點，訂出明確時間表，逐步提高到 12% 至 15%，至少回到與主要創新國家相近的量級。重點不在一年加多少，而在建立多年度、可預期的穩定增長機制，讓實驗室敢做長題目，人才敢留在學術界。德國的做法是政府跟各邦用《研究與創新協定》（PFI）跟德國研究基金會以及包含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為首的研究單位， 訂一個長期約，保證基礎研究經費多年穩定成長（例如 2021–2030 年每年約增加 3%）。並以此換取機構在科研動能、技術移轉、跨機構聯結、人才與基礎設施等面向的目標承諾與年度監測。這類制度設計值得參考。

2. 資源配置要有戰略，不必假裝每所大學都能當研究型大學。台灣若要在全球知識前沿佔有位置，就必須集中資源支持少數研究型大學與關鍵研究機構，讓它們具備在國際人才市場競爭的入場券。其餘大學則可更清楚走向教學型或特色型，與在地產業、區域需求結合，形成多元而健康的高教生態。

3. 把投資落在人與制度，而不只是硬體。基礎研究靠的不只是大樓或儀器，而是學生、教師、研究者的時間與好奇心。提高研究經費之餘，也要提高對研究者支持的強度與延續性：改善博士與博士後的待遇與生涯可見度，讓人才不必在留在學術界與好好生活之間做悲壯二選一。這不能只靠三年五年的加薪短打，而需要更根本的制度改進。

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近日談及台灣與美國關稅談判的成果，驕傲地說「台灣技術產業已成為世界關鍵力量」。我們認同這份驕傲，但也認為，把對科技的投資延伸到基礎科學，是台灣走向下一個世代的必修課。既然世界已經看見台灣在工程與製造上的貢獻，下一步，台灣更應趁經濟大好之際，把資源灌溉到基礎研究的根部——讓台灣不只是一個能把世界做出來的地方，也是一個能把未來想出來、證明出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