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框架　沈伯洋未必沒有勝選的機會

孤獨散步者的夢想／教育工作者

年底縣市長大選以台北市最引人注目，不只因首都動見觀瞻；也不只因首都市長極可能挑戰總統大位；更因首都市長似乎是藍營的禁臠與綠營的極限，充滿不可能與挑戰。

然而民選後有三任非藍營的台北市長(不算非直轄市時的吳三連與高玉樹)：民進黨籍的陳水扁與無黨籍的柯文哲，可見台北市絕非綠營無法攻下的城池。但這三場選舉是否能看出些許端倪？

1994年直轄市長開放民選，台北由原官派國民黨市長黃大洲與民進黨陳水扁、新黨趙少康三人競爭。而阿扁的勝選自然被看成藍營票源分裂的結果。但2018年柯文哲選第二任時雖也是「三腳督」，分裂的卻變成綠營，而在民進黨姚文智與無黨柯文哲競爭下，理應是藍營丁守中勝選。

但當年公投綁大選導致投開票業務大亂，一邊有人等投票，另一邊電視就已報導開票狀況。為避免讓丁守中選上，綠營集中投給看來較有勝算的柯，使柯險勝丁兩千多票。但在台北藍大於綠的情況下，柯勝選是因為能吸收到藍綠之外的選票(這也正是柯勝選後敢無視綠營而另組政黨的原因)。

而柯的第一次勝選就是標準藍綠對決，但「藍大於綠」為何無法發揮作用？因為藍營人選無法得到內部共同支持：極度富有的政三代，家族壟斷了兩岸交流代理權；第一次參與政治就跳過所有門檻，直接參選台北市長。對一般人而言，家族蔽蔭、連跳三級，很難不令人反感。藍營政治人物更會想：你們家還真是吃乾抹淨，要真選上了，哪還有我出頭的機會？雖然也許不會使壞跘他一跤，但至少很難全力助選。

而賣力輔選的，多半是期待「鷄犬升天」的候選人哥兒們，問題是同樣養尊處優、物以類聚，高明不到哪去。又或拍馬逢迎、力求翻身者，只管主子高不高興，哪管最後結果。再來則是看準候選人家大業大，準備大撈一票，拍拍屁股走人。端出的一定是架勢十足、眾星拱月的大場面、大招。因為越大越花錢，上下其手的空間就越多。

所以，阿斗之所以叫阿斗，絕非慿空而來。加上輔選者各有異志，候選人在選民心中又是個空心大佬倌，讓柯文哲不贏都難。最終藍營得票率只有40.82%，而柯的得票率則衝到近六成(57.16%)，徹底翻轉了藍綠在北市的傳統基本盤。

這種狀況能在這次選戰中複製嗎？恐怕很難，蔣萬安雖是政四代，不算吃乾抹淨，更沒直攻台北市長，好歹做了一任立委，相對較接地氣。再者，他在柯文哲兩任後選上台北市長，對藍營而言，頗有「少主中興」氣象。國民黨危亡動蕩之際，他就像最後一根救命稻草，拼死也要「鞏固領導中心」，因此輔選上應不致出現離心離德的狀態。

但如果只鞏固既有藍營鐵票，票數只會越來越少(台北市遷出率上升，死亡率增加)。而其父蔣孝嚴任中國臺商發展促進會理事長，為其吸引新一批支持者。加上蔣萬安大幅放寬都更限制，從中獲利者當然支持其連任。雖然都更可能是這次鼠患成因之一，但除非造成傳染且致命疾病，否則，都更帶來的是更多且更穩固的選票。

所以這次選戰中綠營就像由下而上正面仰攻，很容易被痛擊，甚至可能被殲滅，也很難於推出候選人。沈伯洋願意承擔，實屬難能可貴。但是否完全沒有成功的機會？倒也不盡然。因為上述那些客觀考慮都是明擺著可以算出來的，而且雖然不是和政治毫不相關，但怎麼說也都只是行政管理，無關真正的政治決策。

那麼，什麼才是真的政治決策？按哲學家紀傑克(Slavoj Žižek)的說法，那就是越過既定的框架，進而提出完全另類的想像與全然不同的可能。就像1994年阿扁選市長時一掃傳統台派的悲摧形象，不再唱《望你早歸》、《黃昏的故鄉》，而是唱充滿希望的《春天的花蕊》。也異於敵對陣營「中華民國亡國論」的悲壯回首，「快樂希望陳水扁」則是愉快地朝向前方。結果，藍營總得票率跌破了傳統的六成(56.17%)，而阿扁的得票率則打破了傳統的四成(43.67%)。

以往民進黨縣市長做了許多越過既定框架的事：像以前到公家機關辦事，公務員坐在櫃檯後居高臨下，用晚娘臉瞪視民眾。阿扁把櫃檯降低到雙方平坐平視，並要公務人員引導民眾入座、奉茶。陳定南取消電影放映前起立唱國歌，廢除管核忠誠與思想的人二室。事情雖小，卻是徹底改變。因為公務員不再是官，是公僕；電影不再替黨國洗腦，是娛樂；人事不再是人見人怕的東廠，而是為單位人員服務。

這其實就是民進黨能改變國民黨獨大，並從而執政的原因。因為它給出一種國民黨所無法構思的、並受人民歡迎的想像與未來，同時透過這種想像與未來逐步編織可能實踐的步驟與計劃。所以沈伯洋如果不想當犧牲打，他和輔選團隊就要配合候選人人格特質與學經歷，為台北提出一套完全不同的想像與未來，以及逐步實施的計劃。這麼做，雖不能保證必然能回本壘得分，但至少擊出的會是令對手猝不及防、也令觀眾驚豔的平飛長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