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台灣從2025年的第24名下滑四名至第28名，總分從77.04降至75.44。無國界記者組織指出全球新聞自由狀況處於歷史低點。不過台灣媒體環境仍被評為對記者「最安全」的地區之一，沒有記者遭當局騷擾或拘押的紀錄。[1] 台灣連續多年蟬聯亞洲新聞自由排名第一。[2]
這份報告真正令人不安的，不只是排名數字本身，而是它揭露了一個更深層的結構性轉變：新聞自由的危機，正在從過去「記者是否會被逮捕、監禁或殺害」，逐漸轉向一種更隱蔽、更制度化、也更難察覺的侵蝕過程。
換句話說，今天的新聞自由未必死於坦克與警棍，而可能死於預算刪減、演算法、訴訟威脅、政治攻擊，以及對媒體信任的長期消耗。這正是RSF在2026年試圖向世界發出的警訊。
從暴力打壓，轉向慢性窒息
在二十世紀，人們談論新聞自由，想到的往往是威權國家的報禁、記者入獄或新聞審查。然而2026年的問題已經不同，民主國家一樣會發生侵害新聞自由的問題。
RSF指出，全球新聞自由正在遭遇一種新的壓迫模式：公權力並非直接禁止媒體發聲，而是透過法律、政治與經濟機制，逐步削弱新聞機構的生存能力與社會正當性。其中最明顯的現象，就是政治人物對媒體的敵意已逐漸常態化。
美國總統Donald Trump長期將主流媒體稱為「人民公敵」（enemy of the people），並反覆指控媒體散布假新聞。這種語言看似只是政治修辭，但其真正效果，是持續削弱新聞機構作為公共監督者的社會地位。當政治領導人將媒體塑造成敵人時，記者便不再是公共利益的守門人，而成為政治動員中的攻擊目標。
另一個發生在美國的媒體對抗政治人物的案例是《紐約時報》提告五角大廈一案。《紐約時報》與五角大廈的法律戰，本質上是一場「政府能否以程序手段驅逐獨立媒體」的憲法攻防：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上任後推出採訪限制的新規定，逼使主流媒體交還記者證、退出五角大廈。《紐約時報》於2025年12月提告並勝訴，但五角大廈隨即以「記者須全程陪同」的臨時政策繞過判決，法院再度裁定違憲後，《紐約時報》於2026年5月再次提告。 但是五角大廈每被法院擋下一次，就換個包裝捲土重來，而《紐約時報》也跟著一告再告，這場拉鋸戰至今仍未終結。[3]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政治人物干預新聞自由的現象已逐漸擴散至其他民主國家。從歐洲到澳洲，多個民粹政治人物開始複製類似做法，透過社群媒體直接攻擊記者、拒絕特定媒體採訪，甚至刻意將新聞機構標籤化為政治對手。
若從「民粹政治人物直接攻擊媒體」的象徵性案例來看，最具代表性的三條路線：美國的 Donald Trump、匈牙利的 Viktor Orbán，和斯洛伐克的 Robert Fico。
這三者雖然政治背景不同，但共同特徵是：將媒體描述為政治敵人；將批判性報導定義為意識形態攻擊；繞過新聞機構透過社群媒體直接發聲；鼓勵支持者對主流媒體失去信任。
這也是RSF近年最擔憂的現象之一：新聞自由未必先死於審查，而可能先死於社會對新聞機構集體失去信任。當反媒體情緒成為政治動員工具時，民主社會最重要的公共監督機制也將逐漸失去正當性。
法律正在成為新的審查工具
另一個令人警惕的現象，是所謂SLAPP（Strategic Lawsuits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戰略性壓制公共參與訴訟）的快速增加。
這類訴訟的目的往往不是勝訴，而是利用漫長且昂貴的司法程序，讓記者、學者或公民團體耗盡資源。
馬爾他調查記者Daphne Caruana Galizia的案例極具代表性。她長期追查高層政治貪腐與「巴拿馬文件」相關案件，在2017年遭汽車炸彈暗殺時，身上同時背負約47件誹謗訴訟，被視為歐洲最典型的SLAPP（戰略性壓制公共參與訴訟）受害者之一。其遭遇後來促使歐盟推動反SLAPP立法，相關法案甚至被部分媒體與倡議團體稱為「Daphne's Law（達芙妮法案）」。[4]
這些訴訟未必能證明記者有罪，卻足以讓新聞工作者陷入長期法律消耗戰。對民主社會而言，最危險的並不是某一篇報導被撤下，而是記者開始因為害怕訴訟而不敢調查。這種「透過戰略性壓制公共參與訴訟」造成的寒蟬效應，往往比直接審查更有效。
公共媒體正在失去生存基礎
新聞自由的另一項威脅，來自經濟層面。RSF今年特別強調，全球媒體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財務危機。廣告收入大量流向Google、Meta與TikTok等平台，使傳統新聞機構失去支撐公共報導的重要資源。許多媒體開始依賴點擊流量、情緒內容或政治贊助維持營運。
而其中最令人憂心的是公共媒體體系的弱化。美國近期對公共廣播公司（CPB）的預算削減，已直接衝擊PBS與NPR等公共媒體網絡。數百家地方公共電台與電視台被迫縮減新聞部門、裁撤記者甚至關閉營運。這些地方媒體或許不如全國性媒體知名，但卻往往是偏鄉地區唯一穩定提供公共資訊與地方監督的新聞來源。
當公共媒體逐漸消失，受損的不只是新聞產業，而是整個民主社會的資訊基礎建設。
記者正面臨新的暴力形式
新聞工作者遭受威脅並未消失，只是換了一種形式。在社群平台時代，越來越多記者遭遇的是網路暴力。
菲律賓媒體人Maria Ressa曾揭露，她在調查政治權力與社群平台操弄期間，每小時可能收到數十則侮辱訊息與死亡威脅。這些攻擊並非零星個案，而是系統化的騷擾行動。[5]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研究顯示[6]，73%女性記者曾遭受網路暴力；25%曾收到肢體暴力威脅；18%曾遭受性暴力威脅；20%表示網路攻擊進一步演變成線下騷擾或攻擊。許多人因此出現自我審查、減少公開發言或退出公共討論空間的情況。
這意味著網路騷擾已不只是個人安全問題，而成為壓縮新聞自由的新工具。其目的並非消滅某位記者，而是讓所有記者都開始害怕。
AI與假訊息：新聞自由的新戰場
然而，比起上述問題，更深層的挑戰或許來自AI與資訊操弄。生成式AI讓製作虛假影像、深偽影片（deepfake）、模擬聲音與虛構新聞的成本大幅下降。過去需要專業團隊才能完成的政治宣傳，如今只需一台電腦與幾個指令即可產生。
這意味著新聞自由面臨的問題已經不只是「能否說話」，而是「真假是否還能被辨認」。如果民主社會無法建立可信的資訊驗證機制，那麼新聞機構即使仍然存在，也可能被淹沒在大量真假難辨的內容洪流之中。
更值得警惕的是，AI正在與平台演算法形成新的權力結構。平台決定什麼被看見，AI決定什麼能被大量生成，而新聞機構則逐漸失去控制資訊流通的能力。
這正是當代新聞自由與二十世紀最大的差異。今天的威脅已不只是政府。它還包括平台、演算法、資本市場，以及生成式AI。
台灣不能把自己當成旁觀者
許多人看到RSF報告時，容易將問題理解為威權國家的現象。但事實上，報告最重要的警告恰恰相反。新聞自由的衰退，如今正發生在民主國家內部。
對台灣而言，這尤其值得警惕。台灣雖然連續多年蟬聯亞洲新聞自由排名第一；但是，當政治極化加劇、社群平台取代新聞機構成為資訊入口、媒體商業模式持續惡化、AI內容快速進入新聞流程時，台灣其實正站在與歐美相似的十字路口。真正的問題已不再是新聞是否能夠出版，而是新聞是否還能被相信。
如果媒體失去財務基礎、公共信任與制度支持，那麼即使形式上的新聞自由仍然存在，其公共功能也可能逐漸空洞化。
因此，2026年RSF報告最大的意義，或許不在於提醒我們記者有多危險，而在於提醒我們：新聞自由從來不只是記者的問題。它其實是民主社會資訊基礎設施是否仍然存在的問題。當媒體被慢性削弱、公共信任被持續侵蝕、真假界線被技術模糊化時，新聞自由的危機也將不再只是新聞業的危機，而是民主社會
[1] https://www.taipeitimes.com/News/taiwan/archives/2026/04/30/2003856525
[2] https://www.taiwannews.com.tw/news/6101230
[3] CNBC — https://www.cnbc.com/2025/12/04/new-york-times-pentagon-pete-hegseth-lawsuit-media.html
CNN — https://www.cnn.com/2025/12/04/media/hegseth-new-york-times-pentagon-lawsuit-press
US News & World Report — https://www.usnews.com/news/business/articles/2026-05-18/the-new-york-times-sues-the-pentagon-a-second-time-over-hegseths-media-restrictions
Al Jazeera —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5/12/4/new-york-times-sues-pentagon-over-rules-limiting-access-for-media
News4Jax（美聯社） — https://www.news4jax.com/news/politics/2026/05/18/the-new-york-times-sues-the-pentagon-a-second-time-over-hegseths-media-restrictions
[5] https://www.icfj.org/our-work/maria-ressa-big-data-analysis?utm
[6] https://www.icfj.org/our-work/chilling-global-study-online-violence-against-women-journalists?u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