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桐豪    攝影|楊子磊

黃惠偵10歲那年,母親因不堪丈夫家暴,帶著她與8歲的妹妹黃惠娟逃家,因走得匆忙,忘了帶戶口名簿,無法入學,她變成只有小學肄業。

母親跟不同的女人出遊、玩樂,她在喪禮上跳牽亡歌陣,拿錢回家。她渴望母愛,但不知道怎麼開口,因為母女根本不溝通,家庭是情感的廢墟,她們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20歲,紀錄片導演楊力州去拍她們跳牽亡,她發現原來她也可以拿一台小機器為自己說話。首部紀錄長片《日常對話》在柏林影展得獎,這一次她以手裡的攝影機做法器,布下牽亡歌陣,母女下地獄又走一遭,超渡了悲傷的情緒,原諒一切該原諒的,然後還陽。

黃惠偵與媽媽(右4)在家不交談,母親的笑容都給了外人。(鏡象電影提供)
黃惠偵與媽媽(右4)在家不交談,母親的笑容都給了外人。(鏡象電影提供)

我們被擋在新北永和永平國小警衛室,驚動了教務處職員前來關切。表明來意,說黃惠偵導演曾就讀該校,不知可否進入校園取景拍照?「誰?」「黃惠偵,她拍了一部《日常對話》,講她跟女同志媽媽的生命故事,今年才拿下柏林影展泰迪熊紀錄片獎。」「她哪一年畢業的?」「呃,肄業,她只念到三年級……」職員請示高層後,表示我們可以在校門口花圃拍照,但不要進入校園打擾小朋友上課。

校方有校園安全考量,我們理解,只是那結果簡直是一個隱喻,當年輟學,被教育系統拒絕門外的人,到頭來還是進不到學校。

 

同志媽。牽亡童年

1988年,黃惠偵10歲,母親洪月女因不堪丈夫長期家暴,帶著她與8歲的妹妹黃惠娟逃家,從中和逃到三重,因為走得匆忙,身上僅帶著些許現金和自己的身分證。沒有生活費,就上牌桌去賭,沒有帶換洗衣物,就向友人討,但忘了帶戶口名簿,2個女兒便無法在新學區的學校讀書了。為了生計,母女3人得在喪禮上跳牽亡歌陣,黃惠偵和妹妹從此再沒回到學校,沒有遠足,沒有唱遊課,沒有兒童節,姊妹倆的童年結束了。

影評人鄭秉泓表示,《日常對話》的真誠和坦率,有一個原因是片中黃惠偵家人面對鏡頭坦承不諱,若非拍攝者和受訪者有足夠的信賴關係,不可能有這樣驚人的成就。(鏡象電影提供)
影評人鄭秉泓表示,《日常對話》的真誠和坦率,有一個原因是片中黃惠偵家人面對鏡頭坦承不諱,若非拍攝者和受訪者有足夠的信賴關係,不可能有這樣驚人的成就。(鏡象電影提供)

黃惠偵將生命故事拍成《日常對話》,影評人鄭秉泓說:「黃惠偵承襲了台灣紀錄片私人書寫的傳統,但視覺美學又非常精緻,是它在國際影展嶄露頭角的原因。紀錄片處理類似的題材都會流於溫情,但她的家人面對鏡頭坦承不諱,若非拍攝者和受訪者有足夠的信賴關係,不可能有這樣驚人的成就。」現在才四月,但鄭秉泓說自己年度三大佳片已留一席給這部電影了。

中輟生、媽媽是T…黃惠偵(右1)身上有許多標籤,學會拍紀錄片,她可以用攝影機來為自己說話,而不單單只是個被拍攝的對象。(黃惠偵提供)
中輟生、媽媽是T…黃惠偵(右1)身上有許多標籤,學會拍紀錄片,她可以用攝影機來為自己說話,而不單單只是個被拍攝的對象。(黃惠偵提供)

然而實在難以相信眼前侃侃而談的紀錄片導演只有小學肄業。日前立法院辦婚姻平權公聽會,黃惠偵為同志朋友發聲,說母親是女同性戀者,這個社會曾經讓她以為,她必須仇恨母親才是一個正常人,「就是你們讓我覺得我的人生過得好悲慘,那才是我的人生最痛苦掙扎的原因,而非我媽媽是同志。」她說如果有些家庭無法擁有幸福美滿的生活,那我們要做的事是在能力所及下協助他,「而不是告訴他說:『你跟你的家庭不合格』。」她3年前離婚,這一天,因為沒人照顧小朋友,她把5歲的女兒帶在身邊受訪,她把小孩當大人對待,向女兒介紹我們是誰,是什麼職業。問她女兒叫什麼?「江平」,她說:「平是平等的平,公平的平,平安的平。」

 

說故事。換來身分

黃惠偵(右1)長年在社運界工作,她說自己和服務的勞工們都來自底層,幫助他們就是幫助自己。(黃惠偵提供)
黃惠偵(右1)長年在社運界工作,她說自己和服務的勞工們都來自底層,幫助他們就是幫助自己。(黃惠偵提供)

她口才太好,邏輯太清楚,不免讓人好奇她是怎麼長大?她說不跳牽亡的日子就在家看漫畫,看HBO,聽外國人講話,學外國人講話,想像另外一種生活的可能性,「可字幕總有看不懂的字吧?」「我在離開學校之前學會了一件事叫做查字典,後來,在TIWA(臺灣國際勞工協會)可以跟菲律賓人練習說英文,久了也就會了。」「欸,妳說母親沒有戶口名簿,妳怎麼拿到身分證?」「有一天我跑去戶政事務所,」她笑了出來,彷彿做了一件很厲害的事,就等著我們來問:「我跟裡面的阿姨報了媽媽的身分證字號,講家暴的故事,我們逃家,她什麼都沒說,就辦給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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