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會傳染，爸爸打媽媽，後來，媽媽打女兒；父親不工作，母親只好跳牽亡餬口，母親逃家後，跟這個女人出遊，幫那個女人洗內褲，和女朋友攢了錢付了蘆洲房子頭期款，漸漸地，也不大工作，換女兒打工拿錢回家。因為耳濡目染，她第一次拿起三弦就能彈完一首〈小蜜蜂〉，在牽亡歌陣唱文武場，「手拿清香請金童，接引亡魂往西方，子孫孝順來奉送，金童玉女渡過關」，陰府路上千百關，她用歌聲引領亡魂渡過36關、72路，抵達極樂世界，「牽亡是生者對亡者做最後的告別，透過這個過程，亡者做過甚麼不好的事，他可以得到赦免。」
心裡有怨，但不敢講，也不知道跟誰講，心事被看見是危險的。「我試著要寫日記，但沒安全感，我害怕別人知道我的想法。我希望媽媽愛我，但我以為是自己不夠好，得不到愛，所以只能更懂事，拚命把事情做好。」「是不是發生『那件事』，覺得自己不夠好，媽媽才不想理妳？」「可能吧。」她小小聲地說道，小聲到我們幾乎聽不見。
懂死亡。從小失眠
我們打電話給妹妹黃惠娟，電話那頭多半是沉默，偶爾淅淅簌簌聲音像是收訊不好，又像啜泣，「我不知道怎麼講，成長過程，姊姊一直很護著我，姊姊這幾年辛苦了，媽媽也沒有不愛我們，只是她不知道怎麼講。」不吵架，是因為不溝通，母女都不知道怎麼講，變成了餐桌上的陌生人。
死亡變成少女成長一部分，黃惠偵說：「我很早就知道人都會死，我總覺得我這樣撐著，忍耐著，總有一天，一切苦難都會結束。」喪葬場合討生活，不免會想人為什麼要活在這世上？想到睡不著，「我從小失眠，我都會夢見奇怪的東西，我說我長大要當尼姑。」「失眠跟『那件事』會有關係嗎？」「潛意識也許有，但也可能是長輩說的，我業障重吧！」她乾笑了兩聲。
她的世界不是跳牽亡，就是在家看漫畫看電視，生命在20歲遇見紀錄片導演楊力州那一年轉彎。那一年，楊力州去蘆洲拍她們跳牽亡歌陣，「本來以為拍片都得用電視台的大攝影機，沒想到小小的機器可以拍東西，這件事情的認識對我很重要，我身上很多標籤，中輟生，跳牽亡的，媽媽又是同志，但你永遠只能被詮釋，看到這個小攝影機，我想我也許有詮釋權來講我是怎樣的人。當然，那個年紀不懂得什麼是詮釋權，只覺得自己可以做一點不一樣的事。存了好幾個月的私房錢，終於花9萬塊買了一台小攝影機。」
楊力州說當年2人互留電話，黃惠偵打電話來問很多事情，問他要怎麼拍片，要去哪裡學？拍完要怎麼樣才能在電視上播放，對她旺盛的求知慾印象深刻。拍片的衝動和對知識渴求是配套的，她去蘆荻社大學拍紀錄片，渴望知識，看大量大量的書。荒野保護協會在新竹開了一個工作室，需要一個工作人員，她離開家，以為可以開始獨立的生活了，一年後，她又搬回家幫母親還債。
「我媽欠賭債，跟地下錢莊借錢，本金沒有很多，2、300萬，但我媽一直拖著，沒還到本金，又拿我舅舅的房子去抵押。我沒法不去理她，只好賣掉我們蘆洲的房子。」回台北從TIWA到紀錄片工會，十幾年來，她的薪水從2萬多到3萬多，但每個月賺的錢，一半還舅舅的房貸，一半錢付房租跟支付母女的生活費，沒有多餘的錢去想像多餘的人生，或者這正是她選擇在各式各樣的非營利政府組織工作、參與三鶯部落抗爭的原因，「我跟很多做運動的人很不一樣，我沒有悲天憫人的使命感，我和我服務的勞工們都來自底層，我們不是上對下的關係，他們就是我，幫助他們就是幫助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