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2018.02.27 01:59

【記者手札】如何將生硬的數據轉變為動人的故事 普立茲國際新聞獎記者方鳳美專訪之二

【鏡文化Podcast談採訪報導與寫作】

文|許越如    攝影|林煒凱
方鳳美剛駐派到中國時,最擔心的便是自己是華裔臉孔,卻連一句中文也講不標準。
方鳳美剛駐派到中國時,最擔心的便是自己是華裔臉孔,卻連一句中文也講不標準。

此系列文章為播客「鏡文化為你朗讀」的2月特別節目「記者手札」訪談文字整理,邀請普立茲新聞獎得獎記者方鳳美談採訪報導與寫作。本篇方鳳美專訪文字的第二部分,是她分享在《華爾街日報》時駐派到中國的經驗,以及她如何用數據寫新聞、最關鍵的約訪技巧為何?完整全集的聲音節目請至方鳳美談國際新聞採訪與一胎化政策的報導寫作《獨生》

由於方鳳美並非以慣用語言英語接受採訪,本篇中文對答,是訪談逐字稿經過增修前後文版本的文字。

 

鏡:妳2001年加入《華爾街日報》時,剛開始負責報導的是911襲擊後對紐約市造成的破壞,切入的角度便是雙子星大樓後方唐人街的工人的失業苦況。後來2003-2006被駐派到香港,2006-2009年在北京,當初公司派妳到中國的機緣是什麼呢?

方:我本來沒想過要去大陸的,因為我是在馬來西亞長大,我們從小說的是Bahasa,馬來語就能說的非常流利,可看可讀,但從來沒學過中文。我知道我是華僑,所以去大陸時,當地人對我的想像可能是覺得我中文要是非常流利的;但如果我是老外,我去只要說個「你好」,他們就會覺得:「啊,妳講得非常好!」可是看到我這個華人臉孔,可能會覺得:「妳說的中文不標準,怎麼會這樣?」之類的,所以是很可怕的。

可是另一方面,我待在《華爾街日報》這麼多年,大陸那邊發生的好多變化,對一個記者而言都非常有意思、是非常多故事的,所以當公司宣布說要派我們去,剛聽時是覺得有點可怕的,不敢接下這個任務,可是同事告訴我:「如果妳是老外,有人要派妳去中國,妳就算不會講國語,也一定馬上就爭取的,為什麼現在會覺得自己無法勝任呢?除了語言以外,妳一定也有妳的才華,公司才會派妳去;而且妳中文說得就算再好,這世界上一定還有10億人講得比妳好。」我想想覺得也對,雖然我可能不是公司外派的最佳人選,但我也可以有機會慢慢學中文、慢慢瞭解我要報導的地區。

 

鏡:妳剛到中國的時候,是如何跨越語言的隔閡開始採訪報導?以及妳的報導與寫作非常善用數據來說故事,妳要從何找到關鍵的數據並驗證他們?

方:我剛到時才開始學中文,可是真的很難,因為工作本身已經很忙,公司沒有強制規定我們要學,所以我得用自己的下班時間。我當時跟我們報社談:說我會一點點廣東話,學起中文應該比較快,你們給我一個月的時間全職學中文,我就能提高我的華語水平。也由於我待的報社並沒有投資外國記者學語言,我知道《紐約時報》或《華盛頓時報》會把這些駐中記者先送去台灣學一年中文。

不過《華爾街日報》的好處是有很多幫記者翻譯和研究的國內研究員,因為中國媒體的規定不讓中國國內的人當外媒記者,可是可以當研究員或翻譯,所以我每次去採訪都要帶一個能夠幫我翻譯、研究的人,因為如果只是普通生活相關的題目可以聊聊,可是這種比較複雜的金融經濟議題,你寫的數字寫一萬、一千、如果出任何一點差錯,都是非常嚴重的錯誤,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報導中的很多數據都能從世界銀行報告、聯合國報告,或商業財報上找到,最關鍵的是怎麼把這些數據介紹給一般讀者,比如你說3,000萬的男生晚婚,3,000萬是什麼意思?他們可能不懂,可是你說:比全台灣的人口還多,讀者可能就可以想像這個數字。或者你說這個地方多大?給讀者數字時也給他們一個比例,像是:這個地方是幾座足球場?幾個台灣?幾個芝加哥?用這種日常生活中的例子讓他們比較。

在中國寫一胎化政策,你也能從很多社會科學、人口專家和經濟學家的報告中找到數據,比較難的是關於計畫生育的,沒有人去把這些數據組織起來,比如說:計畫生育帶來的關於經濟的代價、養老的代價、男女比例的代價等等,所以當記者就是要把這些單獨的點都連在一起,讓他們串成一條線,這樣才能比較全面性地瞭解議題。並且要注意,中國他們統計的數字有時候可能是離實際狀況有些距離的,李克強自己就說過:「中國的GDP有一點虛構性的成分在裡面,」所以你要看好幾個來源,不能只看一個地方提供的數字。有的時候數字也可能只是一個理論,還沒有被真的驗證過,你也需要讓你的讀者知道。

 

鏡:四川大地震後,妳曾去採訪失獨父母劉計樹和唐淑秀,地震發生在2008年5月,可是同年8月政府就要舉辦北京奧運,只想趕緊平息人民的抗議跟悲憤,當然也嚴格禁止所有國內外媒體大肆報導。所以最後一次妳跟那位父親劉計樹見面,是特別約在高處,以免被監控。或是妳說過有外國記者攝影機被公安砸、妳自己的親身經歷則是公安追著妳的車子找妳麻煩,採訪時遇到這樣的情形妳要怎麼處理呢?

方:我個人沒有遇過真的很危急的情況,頂多有一兩次公安局請我去喝茶,大概是因為沒帶記者證這種小事,就留在警察局坐幾個小時。有部分的確是會遇到麻煩,另一部分則是我們作為國際記者特別的位置,因為是外國記者的身分,不管報導什麼敏感的東西,對我們的影響都不比國內記者多,如果國內記者談到敏感的報導像汶川大地震這種,很多都會被政府罰款、甚至抓進監獄。

比如有位中國記者叫陳卓恩,他寫了多則報導汶川大地震後學校的豆腐渣工程,後來就被政府抓去坐牢,所以作為外國媒體我們有一定的責任,因為我們有機會把國內人的故事刊到外面,記者本身也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所以我們應該好好利用這個機會。

 

鏡:妳早期寫過澳門賭博和黑社會系列的報導,也曾獲得新加坡的卓越報導獎,或是妳曾在新加坡採訪妓女被殺的故事。像這樣複雜且攸關許多隱密訊息的調查報導,妳是如何尋找受訪者的?

方:有的朋友會幫我介紹重要的線人,因為我當時認識一位香港記者,他有非常豐富的聯絡資料庫,會幫我介紹這些新聞事件的關鍵人。這也是記者一項重要的技能:你要能在事情一發生後,就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到正確的來源或專家,幫助你快速了解事件現況。要當一個優秀的記者,也意味著你要有這些專家的聯繫方式,像是經濟類的問題、環境保育類的問題,找哪個專家能夠最快速地幫助你。同時,也要看你作為記者的聲譽,讓受訪者知道你是可以跟他聊、不會破壞他們祕密的人。

我覺得要找受訪者沒有什麼特別的方法,因為新聞學說的約訪技巧,就是要站在前面、表明身分,比如我在火車上跟因地震失去獨子的父母做採訪,可是火車上的官員剛開始不讓我採訪,說我這樣不合法、不可以在火車上採訪,但他又看我這麼努力才擠上火車、跟農工人在這麼壅擠的地方,他們後來就對我有點好感,看我很辛苦的樣子。

搭這一趟長途火車常常都是幾天幾夜的,2天過後,他們漸漸就覺得:好吧,可以通融讓你採訪了,沒關係。也因為我跟他們說:這個故事很值得被寫出來、身為父母們這麼辛苦的經歷,後來甚至還有些人主動來幫我,告訴我「欸,妳看,那個剛上火車的人,他的故事很精采的, 妳一定要去採訪。」

很多時候受訪者會一開始就直接表明說:我不給你採訪,尤其如果當你是打電話、傳email或簡訊邀訪,更容易被拒絕,但如果你是跟他們面對面的時候,雖然情況比較艱難,但也是一個機會,所以雖然我跟農工人聊起來,他們的四川口音很重我也聽不太懂,很多時候都靠臉上跟肢體表情溝通,他們看我陪著他們好幾天、幫他們拖很重的行李,後來對我就像是對一個朋友一樣,覺得我對他們的生活有興趣、是要聽他的故事,所以就也比較習慣我了,作記者是要用時間來建立的信任關係的。

 

完整聲音節目請至方鳳美談國際新聞採訪與一胎化政策的報導寫作《獨生》,閱讀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節目文字整理,請到方鳳美專訪之一方鳳美專訪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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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18.03.01 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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