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越如    攝影|林俊耀    影音|李文顥

今年國際紀錄片影展的焦點影人萊拉.巴卡尼娜(Laila Pakalnina),是拉脫維亞最著名的紀錄片導演,曾獲坎城影展費比西獎、歐洲電影獎最佳紀錄片的肯定,作品也屢次受邀至坎城、威尼斯、柏林等國際影展選映。研究東歐紀錄片的學者Maruta Vitols說,萊拉.巴卡尼娜這個名字,份量等同拉脫維亞後共產時代電影的重構者。

明明已經56歲,巴卡尼娜還像個對一切充滿好奇的少女。她穿著一襲棉麻長裙搭運動涼鞋,配上每次膨度都不同的妹妹頭瀏海,在咖啡廳坐下後,一開口就讓所有工作人員楞住:「菜單上的『海洋深層氣泡水』是什麼?跟一般的氣泡水有什麼不同?比較深層嗎?」沒人知道怎麼回答。訪問過程中,她都對這瓶水念念不忘。當談到她拍電影不是要操縱或灌輸觀眾特定想法時,她說:「因為我的影片不是商業廣告,不需要觀眾看完就立刻去買『海洋深層氣泡水』。」講完自己咯咯一笑,身旁的人也被逗笑了。

攝影師特地選在西門町雕像拍照,巴卡尼娜看見後非常興奮,說她正巧在籌畫一部關於「自拍」的劇情片。
攝影師特地選在西門町雕像拍照,巴卡尼娜看見後非常興奮,說她正巧在籌畫一部關於「自拍」的劇情片。

巴卡尼娜創作近30年,紀錄片與劇情片並行,累積超過30部作品。大學念完新聞系後,她考上塔可夫斯基讀過的莫斯科電影學院。1991年,巴卡尼娜的畢業製作《麻布日記》即入選坎城影展,同年蘇聯解體,拉脫維亞宣布獨立。

當時主流的紀錄片,開始出現大量訪談跟新聞畫面,成為拉脫維亞掙脫蘇聯的歷史見證者;巴卡尼娜卻反其道而行,既不追著激情的事件跑,也沒有受訪者在鏡頭前滔滔不絕的片段。她的電影跟她的人一樣,緩緩的,趣味於一陣餘韻後生,影片核心通常是小人物或邊緣的事物,希望從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呈現被忽略的美。拉脫維亞的影評人Martins Slisans則形容她的電影,是用畫面寫詩的電影。

對她而言,拍電影是挑選時間、組織時間,跟時間玩耍;而時間的層次,則要透過等待漸漸成形。在紀錄片《夢之地》裡,為了等一隻貓頭鷹飛過的畫面,她在臭氣沖天的垃圾掩埋場埋伏36個小時。你以為她會因此受夠枯燥的等待,她卻滿足地說:「這下我已經學會等待動物,可以開始等人了。」

巴卡尼娜像個苦行僧,修行的是等待,把時間的片段稍來給我們。我想起她說的,「等待就是我的工作,我花費我的時間,來替你精選時間。」

大師講堂上,巴卡尼娜以「時間長河的垂釣者」為題,與TIDF策展人林木材對談。
大師講堂上,巴卡尼娜以「時間長河的垂釣者」為題,與TIDF策展人林木材對談。

以下是我們的訪談文字整理:

1. 妳是從何時開始對拍攝紀錄片感到興趣的?大學為什麼先去讀了新聞系,才去念電影學院?

拉脫維亞每2年就會舉辦紀錄片論壇,放映來自世界各地優秀的紀錄片,當然大部分是東歐的作品。我小時候就很愛去那裡看電影,當時我看到一些比較藝術的,或是對抗體制的紀錄片,就感覺這是個好強烈的媒介。我想用塔可夫斯基的電影語言,也想紀錄真實的生活,這兩者合在一起,就成了我想拍的紀錄片。我一直很想學拍紀錄片,但莫斯科電影學院的紀錄片組,每4年才招生一次,輪到我考試那年又沒有招生,我才比較務實,先去念跟紀錄片比較接近的新聞系。

故事中的故事,那些巴卡尼娜從新聞學到的事…

巴卡尼娜深知,要在電影產業仍起步中的拉脫維亞當紀錄片導演,很難維持穩定的收入。自2000年開始,她替報紙寫了9年專欄。問她新聞與電影工作如何相互影響,她講了一個從新聞上看到的故事,後來被改編成她2012年的劇情片《披薩》:

兩位披薩學徒一面工作一面喝酒,酒喝完後沒錢再買,便決定去收銀機「借」一點。卻剛好被還沒下班的同事撞見,那位同事看到以後,沒叫警察,反倒寫了一張他們偷竊事蹟的公告,最後鎖進保險箱裡。這兩個可憐的男孩打不開保險櫃,於是決定偷披薩店的車,把整個櫃子搬走,車子開著開著……

故事講到一半,她又強調一次:「我現在講的不是我的電影劇本,是真實發生的新聞事件。」

兩位男孩開了一段路後,想起他們正在一台寫著披薩店名的車上,這樣太容易被發現了,所以偷了另一台車,一路開出拉脫維亞的國界……

故事結局不再重要了。巴卡尼娜逕自笑了起來,「所以…這已經是個故事了吧。從一件非常小的事情開始,你的整個人生就被改變了,麻煩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我讀電影學院時的80、90年代,紀錄片是拉脫維亞邁向獨立之路的重要見證者,指導老師跟身邊同學都熱衷於拍攝這類型的紀錄片。但我做過唯一一部有訪談的紀錄片,是在1987年前後,拉脫維亞獨立運動正沸騰時,用訪談是因為這是一部高度政治性的影片。當時蘇聯政權下的媒體都被共產權力嚴密掌控,沒有專業人士敢拍這個題材,國家的電影製片廠當然也不可能去拍。我那時雖然還是學生,卻不怕拿起相機去紀錄運動的進展,因為很多有趣的事在發生,我意識到這可能是歷史性的一刻,我能夠付出點什麼。那時不分團體,每個拉脫維亞人都非常熱衷參與,我們在議會廣場前守候,一起大聲算選票,知道支持獨立的議會得票數領先的那一刻,我們歡呼擁抱,能見證國家獨立的感覺,真的非常美好。

 

2. 妳會如何跟別人解釋妳在拍的這種電影?妳覺得紀錄片一定紀錄真實嗎?

我喜歡移動的事物和場面調度(Mise-en-scène),也喜歡觀察空間中的人類、動物、車子等等。當我把影框定在一個漂亮的景,都是我在等待某件事發生,像是日出或日落,或是等著有人跌倒,哈哈!因為跌倒的人都很有趣,這也是最普世性、所有人都會認同的好笑。

我意識到我的創作方式可能是在釣魚,因為我沒有拿著攝影機追隨偶像、也不是在記錄事件,通常就只是停留在定點,等待魚來。釣魚的人通常都知道哪裡有魚出沒,但去年的電影《哈囉!馬》,當時我們正在為劇情片尋找地點,經過這段拉脫維亞邊境的路時,我就有種預感:「這裡會有一部電影。」這種預感雖然強烈,但不足以讓我申請資金,所以我們在沒有任何資金的情況下,刻意到一個釣不到魚的荒郊野外拍攝,還離我住的城市有250公里遠;結果沒想到每條跑出來的魚,無論是經過鏡頭前的人、或季節造成拍攝對象的變化,都很令人驚艷。

我們每過一陣子就回到同個地點,「一陣子」指的可能只是20天、甚至隔天,它都有變化,這就像生命的寫照,像看著孩子成長。所以我想,我紀錄的對象就是時間,因為電影是最與時間並存的藝術形式,我們可以凝結時間、跟它玩耍,創造出電影的韻律。

紀錄片《哈囉!馬》劇照。巴卡尼娜說《哈囉!馬》這部片,她們刻意跑到一個明知道沒有魚的地方拍攝,結果跑近鏡頭裡的每條魚,都令人很驚艷。(TIDF提供)
紀錄片《哈囉!馬》劇照。巴卡尼娜說《哈囉!馬》這部片,她們刻意跑到一個明知道沒有魚的地方拍攝,結果跑近鏡頭裡的每條魚,都令人很驚艷。(TIDF提供)

很多人覺得紀錄片就是反映真實,我認為這不是電影的任務。我透過鏡頭說出我看到的真實,那未必就是真實本身,且紀錄片往往用更主觀的視角,去選擇現實。我常跟別人說:這些電影不是要讓你理解的,是要讓你感受的,看不懂也沒關係,只要試著去享受它。有時候連我都不了解自己的電影,因為我根本不試著去看懂它,當你說你理解一件事時,代表你可以解釋它,但我經常無法解釋我的電影。

電影不單是什麼結構或骨架,創作會促使事物誕生,它會變得越來越有生命,可能是法蘭克斯坦(科學怪人),誰知道呢?它會自己走向世界、跟人相遇。我們每個人都能從平凡的事物中,看見一部電影,只是我比較幸運是電影工作者,可以將所見之物凝結在記憶卡或膠捲裡。

 

3. 妳說過「電影有一種普世性的共通語言,可以跨越邊界來觸動不同觀眾。」請分享妳第一次感受到這種「語言」的經驗。

我在莫斯科電影學院時,去了一場每週固定的放映會,當時我不知道那是塔可夫斯基的《潛行者》,只是走出影廳時,或說更早在觀影的當下,我就明白這是個很不一樣、很了不起的東西,那是一個全新的經驗,是我從沒經歷過的語言,那次竟然不知不覺決定了我對人生的選擇,理解到我想用這種語言創作。

一開始我只想拍紀錄片,結果畢業6年就拍了第一部劇情片。紀錄片給我很多啟發生命的素材,劇情片則讓我有技術面的成長,讓我學會掌握節奏。但我非常嚴格區分這兩者,拍劇情片時會先準備非常縝密的分鏡,若是紀錄片的話,絕對不會有安排好、演出來的畫面。同時,拍紀錄片跟劇情片也有相似之處,例如我會花很多時間玩音效,畫面上是鳥,聲音卻不是,錯置視覺跟聽覺的效果,就能讓電影活過來。所以我通常很快就能完成影像剪輯,但在聲音會花4倍以上的時間。

《潛行者》(Stalker)
  • 1979 年 5 月 於莫斯科上映
  • 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電影史中最重要的科幻電影,電影中創造出一個被外星殞石摧毀、擁有神祕力量的荒涼異境(The Zone),只要進入這個區域,人們就可以實現心靈底層的慾望,塔可夫斯基刻意減少科幻電影慣用的特效,運用大量的長鏡頭與光影色彩的變化,將冷酷異境與人類心靈雕刻成影像化的詩歌。

塔可夫斯基把電影定義為「時間的塑形」,而不只是提供娛樂或觀賞,目的是在飛逝的時光中,將生活的質感予以雋刻、留住、永存,經由詩的連結,情感得以提升,觀眾的觀影也由被動變成主動,不被導演預設的情節左右,而是親自參與探索生命的歷程。

 

4. 妳說拍電影最反對的就是操縱(manipulation),這個概念是從哪裡來的?

因為經歷過蘇聯那段集體主義的時光,我更看清楚每個個體是獨特的,回想起來,我們從幼稚園就要朗誦列寧的詩,真是太蠢了。但這也是心理操縱最危險的地方,尤其當對象是小孩,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意識正在被掌控。我也認為這種操縱不只存在於蘇聯時期,在民主社會也經常發生,政治選舉、資本社會的廣告,都存在著許多控制。

對我而言,拍電影最重要的事就是不要指導觀眾,因為看電影的人不是一種叫「觀眾」的動物,這個群體裡有很多不同的人,會對同一件事有不同的認知與感官。我的紀錄片從來沒有旁白,也非常少使用配樂,因為當你用音樂時,你就開始主導他們應該如何感受。這不是什麼商業片或廣告,我不需要觀眾看完我的電影後產生什麼效果,立刻跑去買…深層海洋氣泡水?哈哈!我想要的是,邀請觀眾一起進入這部電影,產生一種只有電影能給你的經驗。

電影史上,我特別喜歡的電影是當他們要說明殘酷,但沒有殘酷的影像在螢幕上,好比殺人,你不需要拍很多血,用聲音就可以提供想像空間,因為人的想像力,永遠比呈現在螢幕上的事物還要強大。我覺得訓練想像力最好的方式是讀書,因為電影已經是其他導演創意的成品,只能讓我學習技巧;但當你看書時,就可以在腦海中創造一部獨一無二的電影。

 

5.《煙囪》這部片,在煙囪這個看似死寂的地方,卻有小孩子旺盛的生命力;或是《黎明公社》小孩子天真的模樣,對比著大人接受政權的勞苦。為什麼在妳的作品裡,孩童似乎經常扮演重要的角色呢?

在《黎明公社》裡,我將鏡頭關注孩童,是因為每個政權都始於對小孩的掌控;大人們在政權下顯得像機器人、自己也成為被體制利用的工具,無法保護孩童。孩子就像鏡子一樣,反映這個社會。他們的天真無邪,凸顯出成人如何試著掌控他們。如果電影裡需要一些反差的戲劇效果,那有小孩在的電影,就已經創造出衝突了。而且我相信觀眾們就算沒在蘇聯時期生活過,也都能看懂這部電影,因為獨裁是很普世性的。

 雖然已經56歲了,巴卡尼娜還是不時流露出好奇的神情,還有小女孩般的坐姿。
雖然已經56歲了,巴卡尼娜還是不時流露出好奇的神情,還有小女孩般的坐姿。

我認為藝術應該要像個小孩一樣,因為孩子對什麼都感到好奇、有趣,可能只有大人,才會視所有事物為理所當然。人生真是太瘋狂又有趣了!我們會把相機拿出來,往往是因為每個人都很獨特,這些跟我們不一樣的人總會做出有趣的事。所以如果哪一天我停止拍電影,可能就代表我開始對生命感到無聊了,拍電影讓我永保一顆赤子之心。

劇情片《黎明公社》劇照。導演艾森斯坦在蘇聯政權掌控下,無法拍出的故事,巴卡尼娜選擇用黑白影像,重返這個充滿窒息感的歷史現場。(TIDF提供)
劇情片《黎明公社》劇照。導演艾森斯坦在蘇聯政權掌控下,無法拍出的故事,巴卡尼娜選擇用黑白影像,重返這個充滿窒息感的歷史現場。(TIDF提供)
《黎明公社》
  • 2015年上映
  • 導演:萊拉巴卡尼娜

《黎明公社》是巴卡尼娜的第二部劇情長片,代表拉脫維亞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故事改編自當時蘇聯為了推行理念,編造出的政治宣傳故事。一名17歲少年為了支持共產黨的理想,不惜舉發想反叛共產黨的父親,而父親即將對他展開報復。這原本是蘇聯電影大師艾森斯坦的劇本,卻因共產黨文宣組織覺得不妥,後來未拍成。巴卡尼娜在電影學院求學時讀過此劇本,拍這部電影時,重新將故事背景拉到60年代的拉脫維亞,黑白風格的影像、無產階級革命的命題和場面調度,都讓觀眾彷彿重回歷史現場。

6. 妳曾經說過無論是紀錄片或劇情片,妳拍電影的核心是要創造「氛圍」,一旦有了氛圍,甚至不需要敘事。妳是從何時發展出這樣的拍攝手法?

穿插訪談的那種紀錄片,對我來說比較接近電視新聞,但我認為電影這種媒介,應該要給觀眾一種獨有的經驗,它描繪言語無法體會、只能用眼睛和耳朵察覺的事物。從我還在讀電影學院時拍的紀錄片《麻布日記》,就定位了我未來想要怎麼做電影:鏡頭可以就只是停在那裡,觀察,不用問任何問題。

《麻布日記》劇照。《麻布日記》是巴卡尼娜畢業製作的紀錄片,第一部正式作品就入圍坎城影展,從此成為歐洲影展常客。(TIDF提供)
《麻布日記》劇照。《麻布日記》是巴卡尼娜畢業製作的紀錄片,第一部正式作品就入圍坎城影展,從此成為歐洲影展常客。(TIDF提供)

《麻布日記》是一部關於兒童醫院的紀錄片,題材比較敏感,我想要呈現這種奇異的氛圍,可能是痛苦或哭聲,但不是直接走進醫院或手術室拍攝,所以我選擇拍清洗醫院床單的司機。舉例來說,當時我們是有看到小孩棺材的,卻突然意識到情感上無法再拉近,特寫那些哭泣的親人,因為那是種如此強烈又痛苦的感覺,於是我們停留在能最靠近的地方,然後意外誕生出這個電影美學。就算隔一段距離拍攝,我們仍可以捕捉這些情緒,表達你自己的觀點。這個選擇可能也不是因為想創造什麼拍攝風格,而是跟我認為自己處在什麼位置上,觀看這個世界、怎麼說故事、如何與外界溝通比較相關。

【採訪後記—是名導也是通靈少女】

巴卡尼娜對周遭的事物都心細敏感,除了深層氣泡水以外,逐漸佔據台北街頭的夾娃娃機也引起她的興趣。問她怎麼尋找拍攝題材、靈感如何源源不絕,讓她每年都能推出新作?她都很為難的丟下一句:不知道怎麼解釋,最常給的答案就是:「我有預感那裡會有一部電影。」

在西門町等紅綠燈時,她見到路口擺出自拍姿勢的觀光客銅像,立刻就上前,拿起手機,跟銅像一起用各種古怪姿勢自拍,還把我們拉進去一起拍,她說下一部片想探究的是:為什麼人要自拍?所以現在得把握機會多練習。這時巴卡尼娜瞬間變身通靈少女,跟我們指點,「這裡就能有一部電影。」

一聽到蔣介石曾在中山堂露臺,發表三次當選總統致詞,巴卡尼娜便模擬總統,向廣場上的人揮手。
一聽到蔣介石曾在中山堂露臺,發表三次當選總統致詞,巴卡尼娜便模擬總統,向廣場上的人揮手。

又或者她有一部作品叫《盧比克斯之路》,那條路就像台灣的中山路或中正路,但紀錄片裡不談這位前蘇聯的共產黨領導人盧比克斯的歷史,而是捕捉路上的人們,用各種姿態:走路、滑板、騎單車、騎機車、亂開車,映照出政治如何幽微地影響每個個體。有晨跑習慣的她,來台灣後也在飯店附近的馬路晨跑,觀察到中山北路上的人們都特別有趣,一塊塊聚集在樹蔭下等紅燈的騎士、差點撞上滑手機行人而按鈴的Ubike騎士。連續跑第三天後,她跟我們說,「這裡,也可以拍出一部盧比克斯之路。」通靈少女再度為我們指點迷津。

《盧比克斯之路》劇照。導演2010年時,就曾帶《盧比克斯之路》來台灣參加TIDF國際競賽,開始為台灣觀眾所知。(TIDF提供)
《盧比克斯之路》劇照。導演2010年時,就曾帶《盧比克斯之路》來台灣參加TIDF國際競賽,開始為台灣觀眾所知。(TIDF提供)

問她為什麼大部分的影片都在拉脫維亞拍攝,是出自於什麼愛國情懷嗎?她的回答出乎意料地簡單:「我在拉脫維亞出生長大,最熟悉的也是那裡的質地跟氣氛,就像你生長在台灣,也會最熟悉這片土地的質地。」只要掌握這個原則,通靈少女的「這裡會有一部電影」也適用於凡人。所以最熟悉哪裡,就在那裡拿起相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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