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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3 22:45

【財富偵探 3/4】超級慈善家的煩惱:捐錢速度趕不上賺錢速度

文|謝樹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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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選期間,民粹色彩濃厚的「茶黨」民眾在華府發起示威。(東方IC)
美國大選期間,民粹色彩濃厚的「茶黨」民眾在華府發起示威。(東方IC)

祖克曼和賽斯的研究發現,美國財富集中關鍵的時間點是1980年。

雷根在那一年贏得總統大選,當時最有錢的0.1%的美國人掌控了全國7%的財富。到了2014年,經歷多年來的經濟成長和工資停滯,金字塔頂端0.1%的美國人財富所佔比例擴增三倍達到22%,比底層85%的財產總合還多一點。

從數據上,可以看出問題嚴重程度和解決方法的缺乏。在金融海嘯之後,中產階級的美國人受到失業和債務的沈重打擊,但是富人卻照樣歌舞昇平。在金融泡沫中消失的財富很快又加倍、三倍回到了富豪手中。

專家們對美國財富不公現象的發生時間和規模或許有爭議,不過對於整體趨勢基本上有一致的共識。此刻的我們,正處於財富極度不均的時代:舉例來說,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在離婚分財產之後,才從現代史上最富有的人稍稍「退步」,成為當今在世的人當中最有錢的人。而巴菲特和比爾蓋茲這類超級慈善家,他們煩惱的是捐錢出去的速度竟趕不上自己賺錢的速度。

有些人主張財富的集中是隨著科技、全球化、和鼓勵提高生產力的政策所帶來自然發展現象,讓最聰明和資源最豐富的人得到超乎比例的收獲。這些人也認為,把富人的邊際稅率(marginal tax rate)調高到70%或更高,將阻礙創新和傷害經濟。

財富不均與極右興起

不過另一批人認為,提高邊際稅才是矯正經濟和政治上扭曲的良方。甚至包括一些超級富豪也贊同這種主張。全球最大對沖基金橋水投資(Bridgewater Associates)創辦人達理歐今年4月曾經出警告,他說貧富差距的擴大是「國家緊急情況」,再不處理將導致「某種形式的革命」。

祖克曼從貧富差距中看出極右派興起的惡兆,他認為社會的不公平為煽動者鋪設了道路。在他看來,美國財富不公擴大的原因起於八零年代開始的一些政策調整,他說美國驚人的財富不均正好也反映出「美國是政策改變最極端的國家」。

雷根在八年總統任內把邊際稅率從70%一路降到28%,不久之後,柯林頓和小布希有在經濟顧問的建議下,大砍投資人的稅率。當時普遍的看法認為,對富人的低稅率將刺激更多的投資,達成更高的經濟成長。

低稅刺激經濟的真相

不過,經濟現實並未如他們的理論模型。

從雷根開始推動自由化和全球化之後,過去四十年來美國經濟成長明顯比雷根主政前的上一個四十年要緩慢。祖克曼說,雖然美國的國民生產毛額比其他已開發國家成長更快,但是這也美國人口的成長有關。如果以人均GDP做比較,美國從1980年以來的成長其實和法國、德國或日本不分軒輊。

除此之外,其他國家典型勞工的工作條件明顯優於美國。舉例來說,從1980年到2014年,在美國最底層50%的人口收入幾乎沒有變化,而法國最底層50%的人口收入則增加了31%。祖克曼說,在美國,「餅並沒有做大,而是最有錢的人拿走的那片變更大塊了」。

富者恆富的秘密

祖克曼說,調降富人稅的實際效應並不是刺激經濟,而是讓富人更富、並鼓勵他們更加貪婪。據他的分析,減稅後的富人往往不是把錢拿去做企業的再投資,而是捐獻更多政治獻金、雇用更多遊說團體、和透過收購來消滅競爭對手。大企業的執行長們則更有動機增加自己的收入。他說:「一旦建立了成功的企業,創造了財富,擁有幾十億美元,這些人接下來會做的是把時間花在維持這種地位。」

祖克曼說,正因為財富的累積會自我鞏固,因此解決財富不公採取的政策必須更強勢、有侵略性。有錢的人永遠賺得更多、存得更多、還會花的比別人更多來達成他們的目標。他認為川普2017年推出的減稅政策--刪減企業稅、提高企業主的扣除額、以及放寬遺產稅規定--就是典型「政治攫取」(political capture)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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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Bloomberg, Business Insider

更新時間|2019.06.10 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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