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文雄請律師替Cherry寫上訴狀，澄清Cherry並非明知對方已婚。這類案件究竟「故意」或「過失」，牽繫著賠償金額，但一審時Cherry毫無機會辯解，也不知這是攻防重點之一。
不止如此，直到第2次訪談我們才知，Cherry早在剛認識A先生時，就主動問他是否已婚。Cherry說，A先生頻頻示好並要求加LINE，「我問他有沒有老婆，『如果有，我不要給你LINE，這樣麻煩。』他說：『放心，我沒有。』我給他LINE，他每天、每天都打電話給我。」A先生35歲，並不老，又追得勤，Cherry有點動心。
她以中文斷斷續續說：「他（每次）晚上打電話給我，他在外面，沒有在家裡，我懷疑他，我（又）問他，因為我害怕，『如果我是外人（第三者），如果你這樣（有老婆），我要回越南，不要找工作了。』他騙很多很多，問什麼，他都說『沒有啊』。」
Cherry說著忽然想起一事，某次2人視訊，A先生特地將手機鏡頭轉向，拍攝周邊環境，Cherry一邊說，一邊示範A先生將手機轉了一圈讓她看仔細周遭環境，「他說，妳看看，我在家裡，一個人啊，沒有人。」A先生以此證明自己一個人住。
但，之後A先生打電話給她時仍多半在外面，Cherry很快再次疑心，去年2025年1月底，Cherry忍不住再問A先生到底有沒有老婆。這次，A先生終於承認，「他說：『我有老婆了，我們準備離婚了，因為我們沒有愛。』」
她怒極，2月六6日就回越南。如此果決，我們後來才知道，原來她離婚正因為先生外遇，「他在台灣工作八年，交女朋友！沒回來。」半年後8月17日，Cherry才再度來台工作，在新北汐止一間工廠，住在宿舍，與另一名越南同事同住一間房，僅2次回竹北取回物品。元配B小姐卻說，Cherry回台後8月17日至9月6日期間，仍與A先生「交往且同居」在小套房，一審法官也判定B小姐說法屬實。
若是如此，等於Cherry那3週每天搭火車從竹北往返汐止，2個火車站都是區間車，加上摩托車往返車站，單趟至少2小時，她每天來回要4、5個小時。
而若是Cherry的說法屬實，那3週沒再與A先生交往，那麼依法她並非「故意」，而是「過失」。甚至，從認識到交往短短2個月內，她一再主動詢問A先生是否已婚，是A先生蓄意欺騙，法律上Cherry可主張已「善盡注意義務」，連「過失」都未必有。無奈這些她全不懂。
逛街被指偷竊 以為認罪沒事卻遭判
Cherry沒律師，一審時連翻譯都沒有，由元配B小姐的朋友替Cherry翻譯，這樣的司法程序真的沒問題嗎？
《法院使用通譯作業規定》第七條明白寫著：「當事人或關係人如自備傳譯人員，法院為選任前，應主動瞭解該傳譯人員之身分、傳譯能力及其與受訊問人之關係。」以避免通譯立場偏頗，未如實翻譯。無奈一審開庭無人質疑B小姐的朋友有利害衝突之嫌。
神父阮文雄早在2017年司改國是會議，就針對「司法通譯」提出多項建議。他說，如今刑事案件都有通譯了，但民事案件就他的經驗仍然沒有通譯。Cherry的案子直到二審，法院才在阮文雄的要求下找來通譯，費用還得由Cherry負擔。
通譯的爭議不只在法院審判時，更多是出現在刑事案件的偵查階段。例如菲律賓移工Bersabe Rechilda Consorte，她曾在台北某國大使館擔任幫傭，2020年5月，她至北市一間服飾店逛街，服飾店在大馬路上，有兩間相臨、但內部不相通的A、B店面，移工逛完A店面，走到戶外騎樓想繼續逛Ｂ店面，她站在騎樓上，翻看B店面最靠近騎樓的貨架上衣物，服飾店並無玻璃阻隔，站在騎樓便可挑衣服。
此時老闆娘走過來，看到移工拿著手提袋，問移工：「妳去逛街買東西嗎？」移工以手指著另一方向：「在那邊。」老闆娘卻發現移工的手提袋內露出疑似自家商品的衣褲，手提袋沒拉鍊，她一翻，裡頭放了2件上衣、2件長褲，其中2件衣褲還連著衣架，確是自家的。老闆娘指移工偷竊，移工急忙拿出皮夾付款並澄清：「沒有啊，我有錢，我跟妳買。」店家報警，移工被判拘役10天。
以上是判決書的說法。替移工義務辯護的律師林煜騰卻說，店內沒有購物籃，因此移工將想買的衣服先掛在手上，至於後來有沒有將衣褲放到手提袋？移工在法庭上說，真的忘記了，不確定。但檢警偵訊時，移工皆承認有。
林煜騰問移工，當時為何認罪（confess）？移工答：「檢察官跟我說，我這樣做，案子就會結束了。」原來，檢察官告訴移工，只要confess（坦承、認罪），「They will help you to finish your case。」移工便以為承認就沒事。沒人告訴移工，一旦confess，就會被起訴。
移工有沒有把衣褲放進手提袋？至今是謎，律師主張沒有，店家稱有。真相不明，但林煜騰分析，移工如果真是偷竊，「她怎麼不拿了就趕快離開，還站在騎樓繼續挑衣服？」
此外，偵訊時通譯人員用英文與移工溝通，「不是每個菲律賓人的英文都很好，她的慣用語是菲律賓語，後來法院開庭，找的通譯是說菲律賓語。」另一問題是，檢警找來的通譯人員是外事警察，並非客觀第三方，同樣有著中立性的疑慮。
但即使警察都私下替那位移工講話。林煜騰說，後來勘驗偵訊錄音，他才發現有一段對話沒記在筆錄，「有個警察說，他沒有想幫移工辯護，但偷東西的人一般不會特別去記價格，可是移工對於那幾件衣服一共多少錢記得很清楚，說3,000多元。警察還分析，如果今天一個女生拿著衣架上這些衣服，要再去挑其他東西，會不會不方便（因此暫放手提袋）？另一個警察就說，那筆錄要更改嗎？但最後他們說，就交給法官處理吧。」
缺乏其他證據 仍判竊盜留永久汙名
林煜騰說，移工幫傭的大使館十分關心此事，「他們覺得台灣的法律怎麼會這樣，一審時大使還派祕書出庭作證，二審我們聲請傳喚大使本人，大使願意出庭證明那位移工的品性很好，不會偷竊，並證明移工的中文、英文能力都沒有好到可以理解複雜的法律概念。但法院覺得沒必要，駁回聲請。」
林煜騰說，案發現場無監視畫面，全案從頭到尾都沒有其他證據，僅憑老闆娘一面之詞。「最高法院有講過，不能用被害人的陳述作為唯一證據。」法院另有引用服飾店老闆的證詞，但，老闆根本沒有親眼看到，全是聽老闆娘轉述的二手訊息。
林煜騰說，他認為整件案子是店家對外籍移工的刻板印象，加上語言不通產生誤會，「店家歧視外勞，先入為主認為她偷東西。」移工解釋衣褲「在那邊」，應是指在A店面拿的，老闆娘卻解讀為移工謊稱在別家店買的。
無奈二審依舊無法翻案，「但讓移工緩刑，這比較少見，通常緩刑的前提是認罪、和解，移工在法庭上並沒有認罪，也沒有跟店家和解。」這表示法官也覺得怪怪的？「所以乾脆判她緩刑吧。」但怪怪的不就應該判無罪？「對，但他們就判緩刑，折衷處理。」偷竊是輕罪，無法上訴三審，「折衷」的結果即便緩刑，依然竊盜罪定讞，一個永久汙名。
語言從來不只是語言，更放射出階級、權力。司法通譯的困境並非台灣獨有，已故波蘭導演奇士勞斯基的名作《白色情迷》，正是探討司法通譯的經典作，電影中，法國女主角高傲站在法庭，口持優雅法語，來自波蘭的丈夫卻神色惶恐，他聽不懂法文，更不會講，兩人離婚官司在法國開庭，法官像神公平審判，神卻只懂法文， 法庭也只講法文。富國與窮國、強勢語言與弱勢語言的對比，一覽無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