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廖芸婕    攝影|廖芸婕

以為與巴勒斯坦漫畫家、創作自由倡議者穆罕默德‧薩巴拿(Mohammad Sabaaneh)的頭幾次會面,會是在拉馬拉(Ramallah)眾多陽氣十足、水煙瀰漫、草根社運人士熱愛造訪的傳統阿拉伯咖啡廳。然而他指定了Zamn──派駐、旅居巴勒斯坦的國際人士或返鄉外籍巴勒斯坦人間耳熟能詳的清新咖啡廳。我在美式流行樂、聯合國與國際NGO工作者的行禮間,找到戴著粗大圓框眼鏡、蓄鬍不多、形貌文青的他。他從沙發上跳起,熱情的微笑與招呼是很在地式的。

見面第1天,薩巴拿的1位巴勒斯坦朋友從以色列海法來訪,這代表這是一場難得的聚會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巴勒斯坦失去領土起,除了綠線(Green Line)兩端分別持有藍卡與綠卡的巴勒斯坦人分別適用不同治理政策,分居東耶路撒冷、西岸、加薩、以色列四地的巴勒斯坦人,彼此的穿梭與接觸亦有重重窒礙。。當3人話題愈來愈往國籍、公民權、政治架構、臨時方案、邊境安檢站等議題走,也愈發覺薩巴拿義式濃縮喝得很凶,菸抽得很重。「這裡的狀況是不可能有誰能完全了解的,對你們來說太複雜了。」他頻頻搖頭。

上個月從參與比利時漫畫節慶回國時,薩巴拿攜帶的、創作半年的長幅卷軸作品(以巴勒斯坦歷史為主題)才遭以色列海關扣留沒收。

8月份,他則即將因《黑白巴勒斯坦(Palestine in Black and White)》的發行,飛往倫敦配合宣傳。這本書是薩巴拿2013年因漫畫遭以色列逮捕入獄後大量創作的成果,也是2017年美國第一版《白與黑(White and Black)》的英歐版。

然而他的創作主題並非總是以巴國族糾結,針砭對象也並非僅僅以色列或國際社會(譬如最近常畫的川普)。相較之下,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Palestinian National Authority)、任何當地政黨均砲火猛烈的諷刺漫畫,也多次得罪巴勒斯坦權威,令他遭受威脅。

薩巴拿英文署名「Sabaaneh」中的「b」總有顆很大的肚子與放射狀細線。直到看見他家中的仙人掌,才知在輾轉遷徙的童年裡,仙人掌成為他對巴勒斯坦最深的印象。他從家鄉傑寧(Jenin)帶了幾株多肉盆栽到拉馬拉家中花園,在自己的工作空間與花園之間,放了張矮矮的大圓桌、調色盤和各種作畫工具,讓4歲的女兒盡情揮灑。翻出一疊收藏整齊的女兒作品,他說:「我希望記得它們」,彷彿深知自己隨時可能入獄。

我問起工作桌上的維他命,他苦笑描述,一邊支撐家計一邊抽空創作的他其實已長期飲食失調。即使如此,他仍煮了一杯濃濃的阿拉伯式咖啡遞來,搭配中東椰棗製成的甜點。

工作室裡充滿畫作與雕塑作品。正對門口的兩幅肖像,則是他不得碰面的加薩畫家Moutaz Naem,輾轉託人帶給他的重要油畫:31年前遭暗殺的巴勒斯坦漫畫家納吉‧阿里(Naji Al Ali),以及46年前遭暗殺的作家哈桑‧卡納法尼(Ghassan Kanafani)。

 

不畏觸怒以色列、巴勒斯坦、國際社會

縱使由於歷史包袱、顛沛身分與政治糾葛,創作諷刺漫畫的薩巴拿常被視為立場鮮明、渴望傳輸理念的持筆運動者,但他堅持,自己其實注重藝術表現更大於故事意念;閱讀他人漫畫時,最受震撼的也是視覺呈現而非故事線。

他認為創作者不必解釋作品,不過區分目標群眾有其必須性。面對訊息較鮮明的漫畫作品,以及與隱晦的藝術畫作,他也分別簽上英文、阿文不同形式的署名。

新版的《黑白巴勒斯坦》封面相較於舊版《白與黑》封面,敘事、政治意圖都更強烈,但他偏好前一版藝術氛圍濃厚、細節豐富的封面。他也透露,自己偏好原標題「白與黑」勝過「黑與白」,表示因為:「白色代表希望。」

以巴勒斯坦為題的這本創作,在巴勒斯坦當地反而找不到、亦無出版社接洽。除了在地書店本就稀少,依據他的解讀,熟悉在地命運的巴勒斯坦人對廣泛的巴勒斯坦故事興趣索然,當地亦無足夠出版資源,因此這樣的故事,目標群眾為國際社會。相較之下,國際社會對複雜的在地政治,如哈馬斯(Hamas)、法塔赫(Fatah)、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等政黨派系間的勾心鬥角,不若對以巴衝突來得有興趣,因而這類議題的目標群眾為在地讀者。

如此不捨棄任何批評對象、並區分目標群眾的諷刺漫畫創作路線,逼迫他大量閱讀國內外新聞,並在試著每日作畫、對事件做出回應的同時,思考最有效率的傳播方式。16年來,這些作品發表在阿拉伯世界各報社、國際漫畫通訊社(如荷蘭的《漫畫運動組織(Cartoon Movement)》)、個人社群平台(臉書及推特),激起不少情緒。

這也令人想起納吉‧阿里──至今最知名的巴勒斯坦漫畫家。由於不畏譴責多方領導及政治力量,在面臨數次性命威脅後,他在1987年前往倫敦報社交稿前遭到暗殺,凶嫌疑似來自巴解組織。

薩巴拿確實在納吉阿里的漫畫中長大。他回憶:「他是對我影響最深的漫畫家。」在8歲得知阿里遭暗殺前,小學時光都在於科威特度過的他,透過母親的故事及分享,而認識阿里的「韓達拉(Handala)」等漫畫。

「他那時沒有家鄉」,薩巴拿曾這樣形容阿里。阿里在以色列建國後被迫離開巴勒斯坦、移居黎巴嫩難民營,此後曾有數年遷居科威特並為當地媒體作畫,直到得罪阿拉伯世界不少政權,顛沛移居倫敦。

薩巴拿則於1979年在科威特出生,雙親皆是巴勒斯坦人,12歲時波斯灣戰爭爆發,舉家於1991年遷至約旦。

在約旦住了7年後,薩巴拿到巴勒斯坦就讀安納札大學(An Najah University),漸漸在巴勒斯坦生根。雖然自認為巴勒斯坦人,他擁有的公民身分屬於約旦(由於父親於1967年六日戰爭時所在的科威特曾提供支援,父親擁有約旦公民身分,並給予了他),並認為巴勒斯坦人的綠卡ID不代表真正公民身分──身分認同的難題,對出國一趟必須穿越巴、以、約國界並透過約旦安曼機場(QAIA)出入境的薩巴拿感觸格外深刻,亦時常在對話中提及。

2013年2月,薩巴拿從安曼洽公返回巴勒斯坦時,在約旦與以色列之間的口岸被以色列軍方逮捕。(回想上個月被奪走的畫作,他自嘲:「我和這個口岸真有緣!」)他在以色列海法附近的al-Jalameh監獄遭審訊,除了一開始播通電話回家、並請家人不要探望外,「對他們來說太遠了,我的母親也很老了……」往後便無法聯繫家人。

薩巴拿2013年入獄時的漫畫草稿,刻意以熱血故事的表象,隱藏監獄細節
薩巴拿2013年入獄時的漫畫草稿,刻意以熱血故事的表象,隱藏監獄細節

2個月的審訊後,他被以「勾結哈馬斯」為罪名遭轉至Naqab監獄,服刑3個月。即使試圖辯解自己並無勾結哈馬斯,且常以漫畫批評哈馬斯:「其實連哈馬斯都討厭我!」然而常遭以色列網民攻擊的他,深知以色列也討厭他──入獄其實在長年預料之中,他多次強調:「非因我是漫畫家,這是巴勒斯坦人共同的命運。」

 

《白與黑》:一片如同露天監獄的國土

入獄期間,薩巴拿意識到自己思想上的轉變。「入獄前,看待進入以色列監獄囚犯的眼光是英雄式的;然而入獄後,覺得囚犯不是hero,而是human being。」他拒絕以英雄角度歌頌囚犯,而是還原平凡人物的姿態,細細勾勒獄中每個角落與面孔,描繪出人們聽足球廣播、進食、上課等場景,完成了約300幅草稿。

如今他抽出獄中繪圖草稿,翻閱其中一本橫條紋、上下翻的筆記本,激動地說:「英雄不需要幫忙!但是這些是『人』,他們需要援手。」在獄中,薩巴拿萌生了出獄後以展覽發表作品的想法。

然而為避免以色列獄方發現並破壞作品,獄中作畫時,他刻意將具有辨識性的監獄細節留白,如柵欄、手銬、大衛星、起居空間等。紙面上看起來如超人、足球明星的熱血故事,彷彿僅是一位普通年輕囚犯的瑰麗遐想。

薩巴拿請服刑期滿的獄友幫忙夾帶漫畫給家人,以及給予當時合作報社《Al-Hayat al-Jadida》刊登。

出獄後,他將這些漫畫的細節補齊,為展覽做準備。其中一幅作品於出獄當年獲得阿拉伯諷刺肖像競賽(Arabic Caricature Contest)第3名,筆記本中那張線條凌亂、獄中作畫的鉛筆原稿,仍被他珍藏著。

在資源有限的環境裡作畫,對薩巴拿來說相當熟悉。一生自學作畫的他,無論在巴勒斯坦、約旦都找不到販賣水筆或毛筆的文具店,鉛筆是唯一工具,畫風的發展也透過自行摸索。他指出,大學時期網路尚未進入巴勒斯坦,「只有在安納札大學可以找到一本阿里的漫畫書,只有他能做為學習模仿的對象。」

出獄後、2017年《白與黑》發表後,薩巴拿意外多了更多機緣出國,除了把握機會與各國漫畫家交流,也總是抽空參觀各國書店,買些精彩的漫畫作品,再帶幾支水筆與毛筆回家。

如今工作室一角,書櫃裡外堆疊數十本視覺文學著作,比巴勒斯坦任何一間書店的漫畫收藏(若有的話)都更豐富多元。他感慨:「這是巴勒斯坦找不到的角落。」在人們被迫與外界隔絕的西岸,依然鍾愛紙本的薩巴拿為自己建起一座小圖書館,作為望向國際漫畫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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