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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17 00:30

【黃宗潔書評】溫柔的回望之書──《說吧。記憶》

文、聲音|黃宗潔 繪圖|王聖光 

真實人生中的和解沒有大夢初醒,也不見得有戲劇性的擁抱或哭泣,那通常是一個緩慢而且沒有終點的過程,取決於我們是否願意選擇不同的觀點、角度,從而看見我們與他人之間,如此相似的疊影。

黃宗潔書評〈溫柔的回望之書──《說吧。記憶》〉全文朗讀

黃宗潔書評〈溫柔的回望之書──《說吧。記憶》〉全文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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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吧。記憶》,顧德莎著,有鹿文化出版
《說吧。記憶》,顧德莎著,有鹿文化出版

閱讀顧德莎,總讓我想起章詒和描寫言慧珠的那篇文章:「可萌綠,亦可枯黃」。她是這麼形容的:「一片葉,一根草,可以在春天萌綠,亦可在秋季枯黃。前者是生命,後者也是生命。」顧德莎在暮年病重之際用僅存的時間所灌溉的幾部作品:散文《說吧。記憶》、小說《驟雨之島》,以及兩部詩集《時間密碼》、《我佇黃昏的水邊等你》,既是萌綠,亦是枯黃。她召喚在歲月中逐漸被風化侵蝕的記憶,以及曾見證過的,那些被拋棄在大歷史之外的人們,被時代遺留在往昔的人生。顧德莎以文字為染料,讓枯黃之葉、離枝之花滋養出萌綠新芽。那是不同季節的色彩。萌綠是生命,枯黃亦是生命。

正因為顧德莎的生命印記和她的作品如此緊密地扣連在一起,閱讀顧德莎,很難不先嘆服於她的經歷:一個10幾歲就嶄露鋒芒的文藝少女,因捲入現實的婚姻與生計之中而停筆,相隔近40年,卻在艱困的抗癌期間重拾創作,一出手就屢獲獎項且兼擅各種文類……。隱忍著巨大的疼痛與不適,直到最後都美麗而優雅的笑容,更是銘刻在許多人記憶中的文學身影。然而,這波瀾起伏的「作者生平」卻也可能框限住我們對顧德莎的認識,有了骨架與輪廓,卻少了些細節與肌理,顧德莎留下的文學風景與風采,終究得回到文字裡去找,讓她用自己的記憶來說話。

不過,要談《說吧。記憶》,很難也不該略過《驟雨之島》,畢竟這兩部作品宛如鏡相、互為表裡。先出版的《驟雨之島》以八零年代台灣紡織業的興衰為核心,交織出捲入這個龐大產業鏈中,不同位置與角色的男女,如何在慾望、人性與命運中掙扎求存的故事。雖是短篇小說集,但顧德莎在自序與訪談中均指出,這些故事是她自身在紡織業工作十餘年,目睹台灣在「經濟奇蹟」背後,「辛勤的勞動者與土地所受到的傷害」(《驟雨之島》,頁19),想為這些「連名字都不會入冊」(同前,頁19)的人留下的紀錄。

透過文字與敘述把生命重走一次

因此,她為那些鬼魅般的身影立傳,尤其聚焦於常被視為「資方」的中小企業處境。每篇小說的人物看似獨立,卻又有著幽微的隱性連結,她如手捻線般將真實與虛構編織成文,不只填補了台灣文學史上產業小說的大片空白,也留下許多既是「他們」,也是「我們」的足跡。雖說小說無需「對號入座」,但無可否認的是讀完《說吧。記憶》,對《驟雨之島》當中若干角色的經歷確實會有更加了然於心的感慨──例如〈六月雨〉中那位因誤判與仁厚讓染整廠以股抵債,最終不堪負債而走上絕路的毛衣廠老闆的原型,無疑正是《說吧。記憶》當中,顧德莎以惋惜的口吻提到的,「性格裡的仁慈讓他走向死亡之谷」(頁219)的劉總。

《驟雨之島》,顧德莎著,有鹿文化出版
《驟雨之島》,顧德莎著,有鹿文化出版

遊走於兩種不同的文類之間,顧德莎用小說揣想「他」的猶豫和心情,想像他臨終前「對自己的誤判驚慌,對人性的醜陋痛心,對無法應付的狀況憤怒」(《驟雨之島》,頁114)的絕望;用散文旁觀這位待己如女的老闆,如何在大環境的變化中逐步走向黑暗深谷的過程,在回望中既有惆悵,亦有清明的洞察。另一方面,她更在劉總的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他們畫的每一條線都到達一個無法拯救的工廠,劉總沒有拒絕,一路往前,看似沒有選擇,其實是性格裡的弱點讓他沒有拒絕這個遊戲。婚姻生活其實也像這樣的過程,每個轉折點都必須下決定,我和C的婚姻,每次的方向選擇我都在場,創業、出去上班、擴廠,我都點頭同意,所以最終的結果我自然有一半的責任。(頁220)

她穿透表象的經驗差異,直指許多人生際遇背後的同質性,劉總的故事遂成為自己故事的不同版本。如果說,小說是用「他們」的故事帶出那些「我們」(遺忘)的記憶,散文就是用「我」的記憶閱讀「他們/我們」的生命。透過文字與敘述把生命重走一次,隔了一些距離的回望,就有可能如同敘事治療的概念所強調的,讓敘述在舊有的框架中長出新的故事線,讓過往的經驗在當下產生不同的意義。

 

讓記憶說話,並沒有想像中容易

用這樣的角度來閱讀《說吧。記憶》,會發現在極度節制的情感表達之下,有更多「盡在不言中」的感懷,那些輕描淡寫點到即止的傷害,背後往往是累積了幾十年的沉鬱,是梳理不開的糾結。即使在寫作的當下,也未必是「放下」過往,而是一方面在生死面前,有些人世愛恨因此有了不同的重量,另方面,若我們真的願意放手讓記憶開始說話,當那些長期壓抑掩埋、不願記起不想述說的部分逐漸浮現,我們看待自己與情感關係的角度,或許也會發生轉變。因此,若自我書寫有所謂的「和解」或「療癒」的作用,那些和解與療癒從來不是連續劇皆大歡喜式的大團圓結局,而是寬容的理解之可能──無論對自己與對別人皆然。

但是,讓記憶說話,並沒有想像中容易,若我們從最初就不願記住,日後該如何想起?如同她在《時間密碼》中的那首〈冷戰〉:

我們習慣隱藏
斑駁的紋理
潮濕 燥熱 交織的心情
為了生存
我們奮力在心情的角落
種上一株
沉默的花

為了生存而種的沉默之花,綻放了許久,或許從來不曾凋萎過。那些說不出口、「難堪的心事」,遂化身為蛇爬進夢境之中(頁138),讓她無法喘息。在《說吧。記憶》的自序中,她形容「遺忘也是一種恩典」(頁4),但蛇的存在說明了記憶並未被拋棄,只是幻化為難以輕易辨認的形象。事實上,由本書為人稱道的「呈現嘉義地區庶民記憶」的若干篇章,就可窺見記憶力在其中扮演多麼重要的角色:無論東門圓環的芋仔冰和劈甘蔗;或是東市場的瑪麗餅店、醃漬店、旗魚羹、粉粿冰、以及擦春捲皮的攤販……從空間方位到販賣品項,所有細節她都能娓娓道來──若說這些庶民日常生活史的回憶有如素描,相形之下她對成長過程中家庭衝突的描述,幾乎只是水墨畫般的淡筆勾勒了。

 

《說吧。記憶》確實是她的「更正之書」

領受不到遺忘的恩典,因此,她用另一種恩典取代,那就是:「寫作的人是有福的,可以一再更正對人生的看法。」(頁5)《說吧。記憶》確實是她的「更正之書」,她強調自己用愛更正了憂傷,但更困難的,其實是用述說更正了沉默,用理解更正了傷害。走過無數的黑暗幽谷,書中最直接表現出她「曾經有怨」的記憶,自然是母親與丈夫帶來的痛苦。自幼不斷被母親嫌棄批評,這些「聽起來充滿惡意的話像雕刻似的,一天一刀,久了便形成心中的凹痕」(頁108),加上不願順服的倔強性格,許多時候因此讓母親從話語的暴力進一步轉為肢體的暴力。但如今回頭看這段過往,她兩度提到「當年的我沒有能力去理解一個再嫁的女人心中的焦慮」(頁90)。不是用女兒的身分,而是用女人的角度去想像那樣的不安,曾經的傷害不會因此消失,卻為固著的關係打開一個通風口。

除此之外,「賭桌上的母親」帶來的自卑感,讓她選擇早早離家、投入婚姻,致力成為「比媽媽更好的妻子」,卻一腳踩入了另一個深潭之中。早在丈夫外遇之前,她就已經發現自己的婚姻宛如不合腳的鞋子。丈夫其實並未改變,那個會主動幫老婦人抬東西,並因此打動她的善良好人依然如故,真正的錯判來自於「生活是複雜的,面對人生許多問題,除了善良,還需要更多與善良配合的智慧,否則,這樣的人當朋友是好的,當人生的伴侶,單一的美德是不足的。」(頁179)這是走過風雨之後的理解,彼此步伐從最初就不一致,結局的方向其實從一開始就注定了。但若不曾經過身在局中時,「像個孩子般嚎啕大哭」(顧玉珍,頁8)的釋放,就不會有其後的釋懷。記憶需要說話,情感亦然。

因此,如果說《驟雨之島》將故事如同絲線般紡為紗織為布,《說吧。記憶》就是個逆向的過程,她拆解看似完整的衣料,一股一股還原到關係的起點、記憶的起點,從而讓經驗有了「更正」的可能。於是她發現「那個想要成為『比媽媽更好的妻子』的想法,其實是把風車當成巨人的唐‧吉軻德。我複製媽媽的霸道,她用暴烈的語詞,我用冷酷的沉默。我們的目的一樣,都想改變別人。」(頁223)我們試圖逃離的,往往是一部分的我們自己。母親是自己的鏡影,「我們都被恐懼控制,礙於強烈的自尊心,以一種病態的方式掩飾。只是我們用了不同的面具。」(頁234)

 

人需要的,從來不是「別人怎麼說」

當然,這不免令人好奇,書中有許多顧德莎試圖與母親「驗證記憶」的段落,不只是那些她未曾參與過,只能透過猜測與想像的,生父和母親之間的故事,也包括一些她記不清的,只殘留畫面的生活片段。但是,她並未「求證」那些她「更正」了的新理解,母親當年身為再嫁女人的不安、沉迷賭桌的那個年代,她心裡究竟經歷了什麼樣的掙扎?其實依然是缺乏「母親版本」的揣想。

 《說吧。記憶》作者顧德莎(賴智揚攝影)
《說吧。記憶》作者顧德莎(賴智揚攝影)

但這重要嗎?其實不重要。因為人需要的,從來不是「別人(的版本)怎麼說」,而是我們自己怎麼看。如同她對姊妹們如何與母親「和解」的思考和體悟:「那一定不是一個大夢初醒,是在面對工作中所接觸的眾多人之後,持續地反思、理解,終於放下了對媽媽的怨懟。」(頁245)真實人生中的和解沒有大夢初醒,也不見得有戲劇性的擁抱或哭泣,那通常是一個緩慢而且沒有終點的過程,取決於我們是否願意選擇不同的觀點、角度,從而看見我們與他人之間,如此相似的疊影。看見慾望與脆弱的同質性,那麼,改變的種子就有可能在隙縫中萌生。

因此,除了《驟雨之島》,其實還有一本與《說吧。記憶》遙相對話,同樣適合並讀之書,那就是顧玉玲的《我們》。身為與顧德莎共享大部分成長記憶的妹妹,《我們》的重點雖在透過幾位移工的生命側寫,帶出外籍移工在台灣的遭遇與困境,但由於書中同樣穿插了部分「我」的故事,「我」與「我們」,遂產生了更多共感的連結。儘管這些回憶篇幅不算太多,但顧玉玲與顧德莎的記憶與敘述,卻產生了穿越文本的對照與對話性。例如當初父母結婚第一年的除夕,父親慎重地在客廳擺了椅子,要孩子們一一磕頭拜年,顧德莎怎麼也不肯,這激怒了媽媽,眼看即將演變成一場責打小孩的戲碼,父親只好尷尬地把紅包塞給她。對顧德莎來說,這段回憶的重點,在於它具體展現了自己和父親最初的關係:「我是一個讓他不知所措的小孩,他是一個我還沒交心的大人。」(頁88)父女交心,是後來的事。

 

在她目光所及之處,苦痛已化為春泥

但對於當時仍未出生的顧玉玲來說,不在現場的她自然是透過轉述得知這段家族回憶,她的敘述更大比例是關於父親心情的猜想:

也許是爸爸小時候的地主家庭裡也有這樣的過年規矩,他好不容易活到三十八歲才成了家,就依樣仿著學。但這可能性似乎不高……比較合理的推測,大概是初為人父的爸爸自己腦袋裡胡思、胡亂實驗的。他從來沒當過父親、人夫,也幾十年沒在尋常家庭裡生活了,不知除夕給紅包這等家族大事,要怎樣莊嚴出現才好。(《我們》,頁88)

這其中,蘊含著更多小女兒對父親的思念與孺慕之情。同樣的事件,兩個人的版本既是相互補充,也是不同位置不同角度的必然差異;而那些被寫下與沒被寫下的故事,則讓我們更能理解,敘說的本質,都必然是碎片化與經過選擇的。

但是,所有的述說都有其意義。如同唐諾在《我們》後記中,引用本雅明典故對該書的評述:

本雅明描繪過這樣圍擁著一叢篝火也似形成的小社會模樣,你要聽見別人的故事,得先說出自己的故事,你要聽懂別人的故事,得先再一次回憶自己的故事。時間的來歷帶著我們離開了當下,以及那些其實只在當下才成立的限制和逼迫。(《我們》,頁327)

時間的來歷,就是距離的力量,回望的力量。無論經歷了多少困頓,還能「仍然相信幸福是可能的」(《我們》,頁337),是因為看過廢墟之中如何長出新芽。《說吧。記憶》和《驟雨之島》因此是這樣兩部溫柔的回望之書,顧德莎說別人的故事,也說自己的故事,那是既堅定又包容的回眸。在她目光所及之處,苦痛已化為春泥,滋養著故鄉的山水、花草、家人與愛。

本文作者─黃宗潔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系學士、國文學系碩、博士。長期關心動物議題,喜歡讀字甚過寫字的雜食性閱讀動物。著有《生命倫理的建構》《當代台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牠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倫理的臉──當代藝術與華文小說中的動物符號》。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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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19.05.16 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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