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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31 08:30

【廖偉棠書評】我們與惡沒有距離──《牛蛙》

文、聲音|廖偉棠 繪圖|欒昀茜 

按說胡遷的另一身分胡波所身處的電影界,有這麼一句金句:「只要電影第一幕出現過一把槍,第三幕時這把槍一定會開火。」可是刻意挑釁電影規則的胡波,在小說裡徹底顛覆了這種讀者期待。

廖偉棠書評〈我們與惡沒有距離──《牛蛙》〉全文朗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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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胡遷的大多數小說,不過《牛蛙》把這個主題推到極致:

一個憤世嫉俗的人,如何莫名其妙地被惡吸引,以為可以以惡(惡作劇)攻惡(惡俗世情),最後自己也被惡吞沒的故事。這是一種極其自虐的同歸於盡,沒有半點悲壯可言。

《牛蛙》(胡遷唯一詩集《坍塌》限定珍藏),胡遷,新經典文化出版
《牛蛙》(胡遷唯一詩集《坍塌》限定珍藏),胡遷,新經典文化出版

但這個描述還是悲壯化了胡遷的這位異鄉人莫梭。讓我學習最後日子的胡遷,調低身段,再說一遍:

這是一個糟糕的人帶出無數糟糕人的故事。主角無所事事也談不上有什麼正義感,隨機地參與了一場牛蛙之死的偵破,不惜賠上一隻眼睛和一片指甲,這是「反成長小說」的──他的成長沒有發現任何真理──用小說裡他準備嫁給牛蛙的表姐陳嫣的說法,他是典型的「下行人格」,只要能把人生變得更糟絕不會努力上行。直到小說的後半段,他才找到一個不惜一切努力要去達成的目標,可那也是真正大惡之人設定的,他代為執行而已。

他逆著常態做任何事,比如說找揍自己的人幫忙買槍,找八卦記者幫他揭發社會問題,過度關心自己厭惡的表姐,帶自己喜歡的女孩去一個荒涼的高速公路休息站看雨水和豬……而奇怪的是,小說裡這些角色也都配合著他做這些事,原因只有一個,所有角色都是胡遷「彆扭」人格的分身,甚至包括那個大惡之人張喬生和他狡猾的兒子張翰。

現實主義壓根解決不了這一團彆扭,胡遷用最低調的方式切入超現實主義,或者以商禽的說法,超級現實主義。

  

胡遷的筆走至此精神為之一振,文字準確颯爽

於是,作者與角色他們一起想像了一把槍。按說胡遷的另一身分胡波所身處的電影界,有這麼一句金句:「只要電影第一幕出現過一把槍,第三幕時這把槍一定會開火。」可是刻意挑釁電影規則的胡波,在小說裡徹底顛覆了這種讀者期待。張翰交給「我」的那把槍從來沒有開火,另一把由另一個悲劇角色黎凱擁有的槍,他甚至忘記買子彈。

其實張翰把槍給「我」的方式已經極度「超」現實,他是用「寄」的。胡遷絕對不會不知道,這個買把菜刀都要實名制的超現實國度,一把手槍絕不可能通過重重安檢。我只能判定,這把手槍是孱弱的「我」想像的產物,包括賣槍後來還賣給他雷管定時炸彈的愛狗小青年,以及那場終結了一個房地產大騙局的爆炸,都是「我」的幻想,或者說胡遷製造的隱喻,因為那都是現實不可能的。

一個擁有一把虛構的槍的人能成何事?如此也就能理解小說裡那些精彩的暴力描述裡的自虐快感何來,諸如「他站在我背上,我胳膊的關節處被他踩著,那是雙硬如磐石的皮鞋。他用手掰住我的下巴,那雙乳白色的手跟金屬一樣冰冷堅硬。」「疼痛從眼眶裡炸裂一樣穿透了後腦勺。之後,這痛苦如同瞬間生長的根鬚,穿刺進整個面部,並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消失。我感覺到那帶著腐蝕性的液體沿著晶狀體包圍了一圈,幾乎可以聽到燒灼沁透的聲音。」你能感到胡遷的筆走至此精神為之一振,文字準確颯爽,樂在其中。與之相應,其他地方他極力渲染的,是萎頓和虛無本身的力量。

《牛蛙》作者胡遷(© FIRST IFF,新經典文化提供)
《牛蛙》作者胡遷(© FIRST IFF,新經典文化提供)

「阻止自殺的也許是虛無本身。虛無是站在路口,此路口有很多通向各個方向的道路,每條都看不到盡頭,周圍也都什麼都沒有,並非是走向那些無盡頭的過程,而是此時所在的這個位置,看起來還有諸多可能,甚至每一個都區別很大,但都不如站在這兒好。」胡遷這一段關於自殺與虛無的表達,是他人生觀的精華,但我們都知道,最後連虛無都阻止不了他。是啊,怎麼可能呢,覺悟了虛無,選擇在當下止步不前,而當下本身在不斷內耗──它甚至不允許你「厭世」,因為厭這個情緒及其連帶的文學表達,也是積極的。

 

不想成為這隻不存在的槍,你只能選擇惡

那麼你要不想成為這隻不存在的槍,你只能選擇惡。小說後半段,從形象與惡意上完美取代這管槍的,是一個複雜的逆下水道系統,它將在小說的最後一頁開火,用糞便代替子彈射向這個早已死去的城市。這種沒有真實殺傷力卻令人噁心無比傷透尊嚴(如果有的話),「我」理解為「單純的惡」──「單純的邪惡才是致命的,它讓這世上不再存在錯誤的事情」胡遷寫道,因為它提醒了我們與惡共生的這一噁心的事實一直存在。

關於惡,「我」與莫名其妙同居在一起的馬尾女孩之間有過一段精彩的倫理學對話,分不清是杜斯妥也夫斯基還是卡繆影響了他倆的覺悟。

「我一直認為,罪惡是一種本能,跟侵占一樣。世界運行的動力是侵占,死亡侵占生,生侵占死亡。在這個原動力下有了食物鏈,階級,這些規則侵占每個個體,說是衍生出罪惡,其實這是最自發的。」

「她說:『我一直在想,為什麼從某個時刻開始,就覺得這個世界糟糕透了。那麼,我究竟是在抵抗世界,還是抵抗無力的自己?在這個問題上,如果認為世界侵占了自己,那麼罪惡就來了,做罪惡的事只是缺乏契機。如果做不到,那就是用惡意替代了。道德建立在對自身的衡量上,不認為是外界的侵犯,而是自我的約束來順從另一種規律。你不是一個道德的人,也不屬於罪惡的人,和世界上絕大多數人一樣,在中間搖擺不定。』」

搖擺並不等於尼采所說的「超越善惡的彼岸」,相反,搖擺等於附庸於善惡,諂媚於哪一方取決於一個短暫的利益。胡遷無疑對此深惡痛絕但無能為力。因此他同時挖掘出「管道」的另一層意義:洞穴。

 

世界早已被屎淹沒,不必再淹一次
《大裂:胡遷中短篇小說集》【電影《大象席地而坐》改編原著】,胡遷著,時報出版
《大裂:胡遷中短篇小說集》【電影《大象席地而坐》改編原著】,胡遷著,時報出版

「我」的下水道探險與《大裂》裡大學生們的挖洞一樣,混雜著卡夫卡的鼴鼠情結與某種底層對地上生活的終極拒絕。

「不是說你換了個地方,就等於從下水道裡爬上平原了,是不管你在哪兒,都還在那個地方說下水道裡。如果你想換一個地方,就得趁著別人沖馬桶的時候,借著那點水流,到另一個地方的下水道。每個地方的下水道結構不一樣,所以你可以安慰自己,我已經是個嶄新的人了。」這段論述,讓我想起日本漫畫家柘植義春的名作《山椒魚》,被迫生活在下水道的山椒魚,漸漸從惡臭與廢物中獲得樂趣的悲慘故事。沒有什麼比這更能說明「下流社會」的恐怖了。

張喬生與「我」的共謀,現實中也是虛妄不可能的,可以告慰他們的是:世界早已被屎淹沒,不必再淹一次。我想,這也是胡遷最後的想法。

而唯一似乎可以告慰胡遷(和我們)的,是貝拉‧塔爾。他在小說裡以張喬生的一個夢出現,那是一個關於吃土豆的一家裡家長的救贖的夢,他冒著風雪嚴寒走到那個已經毀滅的世界裡,為只吃過土豆的孩子帶回來一包方便麵。

這個夢呼應的是貝拉‧塔爾的《都靈之馬》那個無法出走的吃土豆的家庭。胡遷之前說過:「是又想到在《都靈之馬》裡看到的黑暗、沉默與絕望的五分鐘,那種在虛空中得到救贖的沉默,此時全部隨著吞噬而來。」彌留之際的大惡人張喬生,果真具有這種救贖的意願嗎?胡遷一度相信,而這相信,讓我欲為之一哭。

本文作者─廖偉棠

詩人、作家、攝影家。曾獲香港文學雙年獎,臺灣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度最佳藝術家(文學)。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春盞》、《櫻桃與金剛》等十餘種,小說集《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散文集《衣錦夜行》和《有情枝》, 攝影集《孤獨的中國》、《巴黎無題劇照》、《尋找倉央嘉措》,評論集《異托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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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19.09.04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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