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桐豪    攝影|賴智揚

「我年輕時一不小心嫁給一個德國男生,但比較成熟就離開他了。」對她而言,媽媽在哪裡,貓在哪裡,哪裡就是家。日後母親不在了,可會在屏東安寨紮營?「不知道,不知道啊。」兒子希望她交男朋友,但是她需要的空間太大,太難了。她在台北的家本來在陽明山,視野好得不得了,但因為沒電梯,後來還是搬到忠孝東路城中心來,離醫院很近的地方,方便朋友2、3天來確認她是否死在家裡。

她一個人在台灣,2個兒子安德烈和菲力普,一個在英國,一個在維也納。她自豪把2個兒子調教成女性主義者,但那也意味失去一個母親可以任性的特權。她管兒子的女友叫做「小三」,開玩笑說要毒死兒子的女友,但菲力普說她這個玩笑一開開了5年。

她去歐洲出差,請菲力普到她的城市與她會合,兒子想帶女朋友同行,她委屈地說她只有2天時間,就想跟兒子單獨相處不可以嗎?兒子說:「妳得要做個選擇,要不我要帶女朋友來,要不然我就不來。」「因為我得要對我的信仰誠實,我決定尊重他的決定。」情緒沒有得到抒發,不會太辛苦嗎?她嘟囔著:「當然會很辛苦啊,我跟他講完,眼淚滴在手機上啊。」

 

無法好好說再見 最艱難

理性告訴她,要對自己生養的放手,也要對那個生養自己的好好說再見,陪伴失智的母親生活,是一個漫長的告別,「我覺得比死亡還要困難的,是不告而別。飛機失事,你如果能在海上找到受難者的遺體,可以把他隆重地放進土裡,你可以有儀式,跟他告別。只要能夠做告別這件事情,你就可以心安。但現在事實是你不知道她是什麼時候走的,你不能在她有知覺的時候,好好說再見。這對我而言,是最艱難的事。」

這樣聰明的一個人,可畏懼著失智會遺傳嗎? 「龍應台如果失智了,不會知道龍應台失智了,所以這件事情如果要發生在我身上,我是完全無能為力,因此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在現在把能做的事做了,能夠寫書的,就去寫書,能夠愛的,就去愛,能夠清理身外之物,就去清理,不要累積。最好衣服全部都清掉了,衣櫃最後就剩下20件衣服,永遠只穿這20件,書就都給掉,最好是當你走了之後,後事全都處理好了,別人都沒事,全都沒事。」

她過度地想著衰老和死亡的事,遺產該怎麼分配,骨灰要撒在哪裡,她說,下週去英國,已經把兒子出生的金鎖片包好,準備送給兒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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