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芳銘

今年初以來,土耳其里拉對美元累計貶值約25%,跌幅僅次於阿根廷比索,引發「里拉保衛戰」,以及投資者對土耳其經濟前景的擔憂。5月23日,里拉對美元匯率一度跌至4.92比1,日跌幅達5%,創近10年來最大跌幅。土耳其里拉匯率的閃崩,應當成是當前的重要訊息,將是美元升值下,對新興市場的嚴厲挑戰。

土耳其央行隨後採取多項措施,包括緊急「蛙跳式升息」決定,將基準利率從13.5%大幅上調至16.5%,並承諾從6月1日起簡化利率政策框架,里拉走勢才略有起色。5月26日第二度出手,預計提供35億美元償付金額,容許再貼現信貸採用里拉償付,並按固定匯率計算。土耳其因里拉兌美元匯率崩跌和通膨壓力不斷上升,刺激土國民眾搶購黃金以保值,今年首季黃金需求量飆升逾3分之1。

名列「脆弱五國」(Fragile Five)之一的土耳其,形勢岌岌可危。從經常項目赤字佔GDP(國民生產毛額)比、外債佔GDP比以及政府效能三個向度考察比較發現,不僅土耳其首當其衝,阿根廷、科倫比亞、墨西哥和南非也存在頹勢。土耳其的鉅額經常帳赤字讓外債同步成長,政府治理能力的不足導致效能和經濟惡化,且決策者在市場上失去了公信力,導致步向危機。

2013年前,土耳其因據有歐亞之交的優越地理位置,經濟高速成長,但隨著全球新興市場的成長陷入停滯,被捲入地緣政治漩渦中的土耳其遭遇到了內外夾擊的雙重打擊,土耳其走向衰退深淵。

土耳其匯率市場的大幅震蕩,是內外因素疊加交織所致。從外部看,美元強勢侵襲,聯準會(Fed)的溢出效應,助推新興國家貨幣貶值,熱錢加快流出,「強美元、弱非美元」格局在全球市場形成且具傷害。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這場風暴中,土耳其經濟的內在脆弱性也充分暴露。高通貨膨脹、鉅額外債和高經常賬戶赤字等「三高」,是造成危機的深層原由。

土耳其的通膨率長年保持在7%以上,去年11月達到14年來的新高12.98%,今年4月雖已降至10.85%,但仍遠超央行預計控制的5%目標。5月的通膨率升至12.2%,創半年來新高,情勢益升險峻。

土耳其自從上世紀90年代後,很少出現過貿易順差。舉債是支撐土耳其經濟成長的主要模式。

2017年土耳其外貿赤字771億美元,增幅37.5%,而土耳其GDP規模只有6300餘億美元。

土耳其的企業債務約2236億,其翻轉率高達160,亦即當每100美元的到期債務,企業須再舉債160美元才能延期。國際金融協會(IIF)資料顯示,土耳其有3570億美元的美元債,佔GDP近6成,為新興市場最高者,比阿根廷的2310億美元還多,在美元升值時期頗受影響。

土耳其外匯存底至4月為853億美元,已經低於2018年到期債務的89%,如果無法從借貸市場融資或產生額外儲備,不久恐有發生違約之虞。

而且,土耳其經常帳(current account deficit,CAD)赤字嚴重,債務問題持續惡化。

除長期居高不下,隨著土耳其外資持續流出,2017年為47.3億美元,佔GDP的5.5%,今年3月份經常帳赤字48.1億美元,佔GDP的5.8%,為2013年以來最多;同時使得12個月累積逆差擴大達554億美元,創下5年來新高,是G20國家集團中規模最大的國家之一。經常帳戶赤字是個經濟衡量指標,意味著一國的進口超過其出口,需要外國資本流入來彌補差距。

美元持續走強將不可避免地促使土耳其償債成本增加,在又仰賴進口原油下,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同時爆發的風險加重市場擔憂。目前土耳其因進口石油帶來的巨額外匯債務,已占其GDP比重超過6%。

根據美國財務部最新公佈的國際資本流動報告顯示,土耳其已連續半年進行大舉拋售美債,以穩定里拉匯率,目前僅持有409億美元美債,大幅縮水。若土耳其擁有足夠的美元外匯存底,土耳其不必拋售美債變現美元穩定匯率,或用於償債與購買石油等大宗商品。這正如標準普爾全球指數顯示,巴基斯坦、埃及和卡塔爾、土耳其與阿根廷被列為「脆弱五國」的根本原因,當美元進入利率升碼循環,債務和赤字負面風險隨之增大而不安於世。

為降低貿易赤字,土耳其自2014年起出手連環計,啟動反傾銷、反規避、防衛調查、調升進口附加關稅等措施,高築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不過,里拉兌美元匯率仍連年大貶,在過去5年貶值近70%,對出口提振約一成,惟進口成長總是大於出口增幅,貿易赤字擴大,仍是赤字擴大。於是,穆迪今年3月宣布再度調降土耳其的主權債信評等,稱該國持續喪失制度實力(Institutional Strength),且鉅額的經常帳赤字促使風險升高。

進入21世紀後,以溫和伊斯蘭主義和西方民主制度,有機結合的「土耳其模式」受到重視。但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以「選舉霸權」和「政治霸權」將伊斯蘭民主轉變為威權主義、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土耳其民主、繁榮的形象被政治上的威權、民粹與民族主義逐漸籠罩、經濟上的裙帶主義(Crony capitalism)與腐敗影響成長與分配、外交上的僵局難解,政治的動蕩與恐攻頻發,土耳其越來越像一個中東國家,「土耳其模式」的危機於焉到來。 從「阿拉伯之春」露出曙光,到「土耳其模式」的引人注目而衰落,曇花一現的盛世光影,令人不勝欷噓。

究其根本,經濟成長向後退,加劇了土耳其國內的政治動蕩與保守化,艾爾多安轉從宗教(伊斯蘭)和民族主義(庫德族)等議題來維繫自身影響力,加速走向強人治國和威權統治之路,深化國內的多重緊張關係。

2016年軍事政變未遂後,艾爾多安對反對勢力的強權鎭壓和迅速推動總統制的修憲行動,更深化政治與民主化危機。在外交關係上,土耳其與西方國家,尤其歐盟與美國的外交裂痕逐日擴大,土耳其的國際影響力急劇衰減。加上近年來經濟發展持續疲弱,「土耳其模式」三大支柱的崩塌,土耳其力不從心,終成為「土耳其危機」困局。

龐大難解的雙赤字、頑固高強的通膨、崩跌不休的貨幣、蛙跳式絶望而激增的利率、急速縮減的外匯存底,病症積重難返,土耳其的危機四伏。

提高利率難解土耳其困境。土耳其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強化政府治理和效率,增持儲蓄與外匯存底、減少外債、增強企業競爭力、對教育和科技研發進行投資,強化其商品全球競爭力,擴大出口,減少貿易赤字,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外流、里拉暴跌,和擺脫對脆弱的外國資本流動的依賴問題。

「星月之國」土耳其的浮沈、美麗與哀愁,其來有自,要重拾復興星光熠熠燦爛年代光輝,還是需從自力救濟和修補國際關係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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