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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空表演實驗場，其實最初來自劇場編導卓明。2018年，他曾在一場對談中（後收錄於《藝術觀點ACT》76期），說起這段過程：「我做身心障礙者劇場，是因為他們在整個台灣文化裡面是被忽略的。我們在劇場上堆砌一些美麗的胴體、美麗的畫面，但這些身心障礙者是整個台灣真實生活的現象，所形成的一個破敗的身體。碰到他們，我有很多的痛苦，是因為…台灣的權力政治圈，是真的沒有顧及到政治權力之外、無權勢的民眾實際的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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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空表演實驗場的出現，主因即卓明因身體緣故暫時離開高雄，由何怡璉接手，為舉辦工作坊、演出等活動而成立的表演團體。他們在2018年和2020年，分別演出了《我是一個正常人》首部曲和二部曲。

採訪過程，何怡璉坦誠地和我們說，在演出過後，曾有觀眾反映，身為導演的她，是不是讓演員暴露太多身體的缺陷了？「但其實我覺得這裡面有很多種層次，比方說到底是誰在決定要暴露多少？以及他（演員）需要得到多少保護？我們一般人相不相信障礙者有這樣的自主權，決定他願意暴露多少，還是他不願意暴露什麼？我身為導演，在過程中會跟表演者不斷討論，到底他們最想在舞台上呈現的東西是什麼？對我來講，我相信他們自己就可以決定，他在舞台上要呈現什麼。」

當我們實際和演員黃郁清的母親聊時，也觸及了這件事。郁清媽媽坦言，「對身心障礙者來說，我們會覺得確實是一個折磨，或者挑戰。」她以身心障礙者在溝通上的障礙，或行動上的不便捷舉例，日常生活中，他們總是對自己感到抱歉，不想造成別人的麻煩，不想讓別人等，「她就覺得，我一定要快一點，可是她又…」

但何怡璉認為這就是空表演實驗場想要挑戰的事。不給濾鏡，不將障礙者「嬰兒化」。她說：「二部曲裡面很多這種東西，譬如說戴口罩，有一個橋段就是陳怡然（其中一名表演者）戴口罩。她剛開始都會很緊張，想趕快戴上去，我說不用，就慢慢戴，戴不上去也沒關係，我們就是讓大家等，然後妳也不要覺得妳被等，反正我們就是要等到她戴上口罩之後，才會進行到下一個階段。」

最難的事永遠不是出自演員，而是大環境。在製作、排練期間，何怡璉不斷對演員強調，任何階段想退出，都沒有問題，但7名演員，最後僅有1人因疫情因素，忍痛退出，其他人都堅持了下來。可到了最後尋找演出地點時，卻一再受挫，包括其中一個考慮的場地，實際場勘才發現，「如果你是（坐）輪椅的表演者，你是沒有辦法從後台到舞台上的，因為有階梯。」

對何怡璉來說，那恐怕也是整場演出作為一個「行為藝術」的表演環節之一。她想讓這些人站上舞台，直接挑戰觀眾，殊不知有時連「上舞台」都不可得，而這難道不是比眼睜睜看著障礙者艱難地爬行過舞台，或者緩慢地戴上一個口罩，更實際，又更殘酷的事？

演出結束後，陳怡然曾經跟何怡璉說：「我的身體是有限的，但是我這個有限的身體，在舞台上，可以無限。」那是一種心靈上的解放，做自己而無需感到抱歉的快活，可以慢慢來的自由。

唯一受到限制的，是他們終究未能到那個只能透過階段上下舞台的地方表演。